1952年评级时，共有64人被定为准兵团级，他们在大授衔之际，除了宋裕和、张致祥、周骏鸣、张凯、周文龙5人离开军队未参与授衔外，基本都是中将，人数高达58位。

其中，有一位比较特殊，他就是贺炳炎，贺老总麾下的猛将，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当然，还有四位则因为各种原因被授予少将。表面上看，少将军衔明显低了。那么，这四位都是谁，军衔为何差别这么大？

陈沂

陈沂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他1929年就开始参加革命，并在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河北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任北平分盟候补执委、组织干事。

抗战开始后，他加入了八路军，历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冀鲁豫日报社长等职。

后期，他又先后担任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华东局宣传部部长。

解放战争期间，他在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等职。

建国后，他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不过在1958年因为被错划右派，下放黑龙江省劳动21年。

袁也烈

袁也烈资历还是挺老的，他青年时期曾先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以及桂林军官学校学习。之后，投奔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股干事。在校期间，他经聂荣臻、杨期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也烈在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战争，并在随后参加了南昌起义。1930年2月，袁也烈参加了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并在之后加入了红七军。在一次战役中他因为受伤去了上海养伤。不幸的是他在上海养伤期间被俘了，而这也是影响他之后军旅生涯以及授衔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

出狱后，袁也烈千方百计找到了党组织但他因为这段经历，错过了太多，经北方局审查，决定恢复他的党的关系。

七七事变后，受党的派遣，袁也烈到石友三部队做统战工作。1939年，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向前任校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长，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抗日军政干部，被誉为八路军中的“出色教育家”。

到了抗战后期，他才参加对日作战，尤其是在禹城战役中重创日军。

解放战争期间，袁也烈主要在山东工作，曾率部参加济南战役，为解放济南出过力，后来，他又率渤海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

建国后，袁也烈投身海军的建设当中，在华东军区海军担任过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在后来出任过司令员以及政治委员。

段苏权

段苏权是贺老总的老部下，18岁就担任师政委，这一资历可以和一些上将相媲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去了抗大深造，之后被派到了华北抗日前线，参加创建了平北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四野第8纵队司令员，然而1948年，8纵改编为第45军，段苏权则被降为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几个月后又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不过他也不像别的纵队司令员那样，率部南下，继续在一线部队了。

辽沈战役的过程中，段苏权在指挥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总部的不满。8纵在失去小紫荆山阵地后未及时上报。而且，在攻打锦州时，对于抢占两个机场的问题产生了疑惑，耽搁了时间，让敌人增加了兵力，这也引发了总部的批评。

这对于段苏权后来的影响可谓非常大的。

而且，在1934年，段苏权因为受伤与部队失去联系，无奈返回家乡。一直到抗战开始后，他才辗转回到了部队。因为久未有他的消息，部队连他追悼会都给开了，认为他已经牺牲了。

而这段“隐身经历”被某些人视为“消极归队”，并最终被归入“历史问题”之列。因此，在授予军衔的过程中，由于“存在一些问题”，段苏权也只能是“暂授少将”。

解方

1955年，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方本人倒是没什么，但他的领导彭老总不满意了，还曾为解方打抱不平：“如果解方只是少将的话，我顶多算是中将。”

解方是吉林省辽源市人，在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参加了东北军。全面抗战前，他入了党，并长时间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西安事变中，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抗战后期，他去了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参谋长。

解放战争期间，解方回了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南下时，他又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参谋长，第40军副军长，跟着韩先楚打到了海南岛。

在海南岛解放后，解方参加了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这个职务可不低了。也正是在抗美援朝中，他和彭老总有了亲密的合作，因此彭老总对他很熟悉，也知道他的功劳。

按理说，解方应该被授予中将比较合适，不过鉴于解方入党时间晚，没有红军的经历，因此只能是少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