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下旬，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教员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岗位。虽然没有立时给予正式名分，但终究是回归核心领导层。

一个多月后的3月4日，教员正式担任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等于重新掌握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出人意料的是，仅仅过去6天后，教员便卸下了前敌总指挥部职务，交由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暂时代理。

间隔不足一周的时间里出现这样的大起大落场面，不能不令人感到费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教员将刚刚接手的军事指挥棒迅速交接？

其实，一切都要追根溯源到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与川军的那次意犹未尽的战斗。

早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期，心情颇为沉重的教员曾写下一首《清平乐·会昌》抒发胸臆：

恰逢周恩来主动前往征求红军下一步转移的方向路线，教员便将诗作不假思索的转交给了他。

有意思的是，本就因反“围剿”节节失利而心烦意乱的博古，在读完诗词上半阙描绘的意境后，反倒心不在焉的将它扔置在一旁，而周恩来却饶有兴致的通篇读完，而后不禁发出一声感慨：

其实，这已经不是远离军事指挥岗位的教员第一次向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提出自己的战略意见，几乎每次涉及重要军事行动时，他都会主动找上门来，将自己诱敌深入、灵活歼敌的方略和盘托出。

只是，在固执己见的李德和教条主义的博古面前，教员正确的意见往往都被置之不理。伴随着红军反围剿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教员本人也迎来了人生的低谷期，他主动选择带着少数人去往赣粤边界开展基层工作。

之后，随着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一出，教员向当时负总责的博古致信，主动表示自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愿意同部分老同志一道留守苏区，以等待红军主力长征归来。

对此，博古自是欣然同意，但得知消息的周恩来却马不停蹄的冒雨赶路数十里，从瑞金去往教员所在的于都，只为劝说对方随红军主力一道参加长征。

这大概是一向温文儒雅的周恩来态度最为“强硬”的一次，他以近乎“逼迫”的口吻让教员加入长征大军的队伍，在他看来，一旦转移途中红军濒临绝境，能够站出来力挽狂澜的人只有教员。

正是基于这种高度认可，周恩来在长征前力挺教员随军行动，又是基于这种高度认可，他在遵义会议上主动代“三人团”作军事检讨的同时，力挺教员重新出山参与军事指挥。

尽管是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名义充当自己的助手，但有了周恩来的力挺，就等于为教员提供了一个最为广阔的军事平台。

此外，在老蒋调集中央军薛岳一部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近40万人，对红军围追堵截的形势下，周恩来接受了教员“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计划，北上入川”的建议后，指挥红军由遵义向北，转移至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伺机渡江北上。

在周恩来看来，只要借此让教员指挥红军打好与川军的第一仗并顺利入川，自己再提议由对方出来全权指挥红军，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只是，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教员本人，都没有料想到在土城与川军的这一仗，会打得如此艰难。

土城战役打响前，红军通过截获川军电报获悉对方约有4个团6000余人。尽管大多指战员都认为此战我军稳操胜券，但教员却依旧十分谨慎。

他先是给红一军团增兵，命令部队迅速突破川军防线，攻占赤水城，尔后又让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南北夹击，务必一口吃掉向土城行进的川军。

一切准备妥当，土城之战也就悄然打响了。不过，刚一和川军交手，红三军团这边察觉到不对劲：眼前的川军不仅死战不退，而且越打越多，源源不绝。

战至激烈处，川军敢死队竟率先向红军发起反击，个个踩着同袍的尸体冲向我军阵地。随后进行的白刃战战况，也是异常的惨烈。

很显然，这般凶悍的打法，绝无可能是4个团的兵力能组织起来的。很快，从俘虏的口中，这一判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川军并非仅有6000余人，而是满编制的6个团约12000余人，后面还有陆续跟进的其他各路部队。

多年之后，曾任红军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开国中将孔石泉曾痛惜回忆道：

由此可见，情报人员的一字之错，几乎让整个红军陷入绝境。此外，由于红军对川军郭勋祺部队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导致部队长时间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反倒给了对方反击的机会。

千钧一发之际，坐镇前沿指挥所的朱老总挺身而出，主动提出亲临一线指挥作战，面对教员和周恩来二人的劝阻，意志坚定的朱老总当即将军帽摔在桌上，对二人说道：

这是继南昌起义的三河坝阻击战后，朱老总少有的亲临一线指挥反击的情形，也正因有了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以陈赓、宋任穷为首的干部团浴血拼杀，有如一把尖刀，直插川军正面防线的纵深，硬生生将川军的攻势给压了回去。

暂时稳住阵脚后，教员立即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真理的最忠实践行者，莫过于此时的教员。

只不过，对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们而言，撤退就意味着土城之战“没能打好”，由此也就引起了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土城之战过后，首位站出来发声的就是博古。不知是否是对遵义会议的结果有些意难平，他的反驳内容有些耐人寻味：

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教员也直言不讳的承认土城这一仗打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歼灭川军，反而让红军经受了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

二渡赤水后，红军在苟坝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在与会人员几乎都无异议的情况下，刚刚就任前敌总指挥的教员却站出来表示反对。可尽管他一再苦口婆心的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在场众人都不为所动。无奈，教员当场主动辞去了前敌总指挥职务。

会后，教员虽然心情低落，但仍连夜找到周恩来、洛甫、王稼祥等人，再次将攻打打鼓新场方案的不可行之处复盘一遍。作为军事上最终决策者的周恩来，又一次选择了力挺教员。

最终，“少数”战胜了“多数”，红军三渡赤水甩开了国军的围追堵截，也成功让教员走上军事指挥的主导者岗位。随后红军的一系列行动，不仅证明了教员出众的军事才能，也最终证明了土城之战的重要战略价值。

如果没有土城之战对川军的重创，红军一渡赤水或许会面临对方尾随追击的风险；如果没有土城之战教员及时转变战略思路，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也很难做到轻装前进、灵活穿插，并顺利突出敌军重围。

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土城战斗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没有它的铺垫，四渡赤水前所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紧张严峻。

此外，从长征出发到遵义会议，红军中大多数人的情绪都不太稳定。土城之战打响后，川军的迎头一棒反而把很多人打醒了，戒骄戒躁后，才有了四渡赤水的游刃有余，镇定自若。

因此，这场在当时来说并不算成功的土城之战，恰是红军走出失败阴霾、走向胜利曙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