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真要去给李大钊先生致悼词？现在外面可不太平啊。”1927年5月武昌中山大学教工宿舍里，李汉俊放下手中的钢笔，望着窗外阴沉的天空：“总要有人替守常兄说句公道话。”这个场景定格了李汉俊生命最后的倔强。作为中共创始人中最早陨落的星辰，他的故事在历史烟尘中沉寂了二十五年，直到共和国将“革命烈士”的称号郑重交还。

日本东京神田区的樱花树下，十五岁的湖北少年正经历着人生巨变。1904年的初春，李汉俊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实验室里摆弄着测绘仪，耳边突然传来同学的惊呼：“快看！《平民新闻》上居然有德文《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这个瞬间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原本立志用土木工程报国的少年，从此把图纸换成了《资本论》手抄本。他的日本导师河上肇教授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中国学生总能在三分钟内把数学公式与剩余价值论联系起来，这种思维跳跃性令人惊叹。”

1918年黄浦江畔的夏夜，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阁楼上，李汉俊与戴季陶的争论持续到东方既白。“汉俊兄，你当真要把《星期评论》变成马克思主义的传声筒？”戴季陶端着凉透的龙井茶摇头。李汉俊抓起案头墨迹未干的《劳动者如何夺取政权》手稿：“季陶兄，你看这租界里的苦力，他们需要的不是改良主义者的清谈！”三年间，他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重印七次，连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都专门写信求购。

1920年8月的上海渔阳里，李汉俊用毛笔在宣纸上勾勒出党章雏形时，陈独秀正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请”去办教育。这个看似偶然的时空错位，让年仅30岁的李汉俊事实上主持了早期中共的创建工作。他给武汉的董必武写信时特意附上两册《新青年》：“必武兄，汉口的码头工人比上海的更苦，该给他们找个说话的地方了。”这种务实作风，使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三个月内就发展了二十余名工人党员。

中共一大召开当天的惊险时刻最能体现李汉俊的机敏。当法租界巡捕房的黑皮鞋踏上石库门台阶时，这位通晓五国语言的“李先生”，竟用法语跟巡捕聊起了巴尔扎克。“密探先生，我们这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同学聚会。”他边说边将陈公博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塞进沙发缝里。转移会场时，他特意嘱咐代表们：“诸位到了嘉兴，记得买几个五芳斋粽子，南湖船娘问起就说我们是旅游的。”

与陈独秀的分道扬镳常被后世简单归结为“路线之争”，实则有更复杂的时代背景。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李汉俊在武昌黄土坡的寓所里对施洋说：“我们该学会在军阀眼皮底下保存火种。”这种策略性思维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激进主张产生碰撞，却为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提供了早期实践样本。他在武昌中华大学教授《唯物史观》时，课堂里总坐着些“特殊旁听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程子华。

1927年4月12日上海滩的血色黎明，李汉俊正在汉口码头组织转运罢工物资。当蒋介石的屠刀挥向共产党人时，这位本可隐居书斋的教授，选择在《民国日报》发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者，应当知道共产主义才是民族解放的出路。”这种公开叫板，最终导致桂系军阀胡宗铎在12月17日将他诱捕。狱中最后时刻，他留给女儿的遗言是：“告诉弟弟，数学题做不出来时就画坐标系，总能找到解法的。”

1952年深秋，当毛泽东在革命烈士证书上签下自己名字时，中南海的银杏叶正簌簌飘落。曾与李汉俊共同起草中共一大文件的董必武感慨：“要是汉俊能看到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历史没有假设，但人们不会忘记，在嘉兴南湖那条红船启航前，正是李汉俊在上海石库门里系好了第一根缆绳。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七岁，却在中共创建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上，理论勇气与实践智慧始终是纵横相交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