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孩子，如果爸爸今天能出来，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你。"周建国声音颤抖，紧握着电话，五十八岁的脸上布满皱纹，眼里噙着泪水。法院宣判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

三十年，整整三十年的牢狱生活，几千封上诉信如石沉大海，如今终于等到这一天——周家沉冤昭雪。窗外，他的妻子泪流满面，已是白发苍苍。

01

1986年，湖中省林城市，夏天的夜晚闷热潮湿。二十八岁的周建国是林城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与妻子李梅和三岁的儿子周小军住在厂区的家属楼里。那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周建国勤恳踏实，李梅温柔贤惠，小日子过得紧凑却也幸福。

那天下班后，周建国和几个工友在厂区小卖部买了几瓶啤酒，聊着家常。席间，车间主任赵明提起了厂里即将分房的事情，说自己已经打点好了关系。周建国一直住在狭小的单间里，为了能分到一套两居室，他试探着问赵明能不能帮忙。

赵明拍着胸脯保证会照顾他，但需要两千块钱的"活动费"。

"两千块？那可是我一年的工资啊！"周建国犹豫着说。

赵明冷笑一声："那你就等着一辈子住单间吧。"

周建国回家后，和李梅商量了这事。李梅沉默了很久，最终叹了口气："咱们东拼西凑，向亲戚借一点，凑齐这笔钱吧。小军长大了，总不能还挤在一个屋里。"

第二天，周建国把钱交给了赵明，对方拍着他的肩膀保证："放心，这事我记着呢。"

当分房名单公布时，周建国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他找到赵明质问，赵明却翻脸不认人，甚至威胁他："你要是敢声张，小心工作都保不住！"

周建国气得浑身发抖，但在那个年代，普通工人对抗车间主任几乎没有胜算。他只能咬牙忍下这口气，李梅安慰他说："算了，咱们再等等吧。"

02

不甘心的周建国开始调查，发现赵明在分房过程中收了不少好处，至少有十几户家庭像他一样交了钱却没分到房。他悄悄收集证据，打算向厂纪委举报。

1986年8月15日晚上，周建国在车间加班到很晚。回家路上，他被几个蒙面人拖进了一个废弃的仓库，遭到毒打。

"你小子不识好歹，这是给你的教训！"为首的人声音很熟悉，周建国几乎可以确定是赵明的心腹张刚。

当晚十一点左右，满身是血的周建国被路过的同事发现，送往医院抢救。他的肋骨断了两根，头部受到重创，昏迷了三天才醒来。

李梅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她红着眼睛问周建国："到底是谁干的？咱们报警吧！"

周建国摇摇头："没用的，他们有人撑腰。"

就在周建国住院期间，厂区内发生了一起命案——赵明被人杀害在办公室内，凶器是一把沾满血迹的扳手。由于周建国与赵明有过节，加上他被打的事情，警方很快将周建国列为嫌疑人。

尽管周建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他当时正在医院里昏迷，但警方却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推测：周建国可能是伪装昏迷，趁夜溜出医院实施了谋杀，然后又返回。

最关键的"证据"是，在赵明办公室附近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一条沾有血迹的毛巾，上面有周建国的指纹。后来证实，那条毛巾确实是周建国的，但他解释说那是之前在车间擦汗用的，可能被人偷走栽赃。

在那个年代，刑侦技术有限，加上当地公安机关急于破案邀功，周建国的解释没有得到重视。很快，他就被正式逮捕了。

03

1987年春天，周建国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法庭上，周建国嘶吼着，声音嘶哑。

李梅抱着四岁的周小军，泪如雨下。小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奇怪地问："妈妈，爸爸为什么在笼子里？"

判决后，李梅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四处奔走申诉。她找律师，找媒体，甚至尝试联系高层领导，但都如石沉大海。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声音太微弱了。

最让李梅心碎的是，厂里的人开始疏远她，邻居们看到她就绕道走，小军在幼儿园也被其他孩子孤立，被称为"杀人犯的儿子"。

"妈妈，为什么他们都不和我玩？"小军经常这样问。

李梅只能强忍泪水，抱紧儿子："因为他们不懂事，妈妈永远爱你。"

周建国在狱中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他一次又一次地写申诉信，详细描述案件中的疑点：为什么他在医院昏迷的情况下能去杀人？毛巾上的指纹如何证明他就是凶手？

真正的凶手动机是什么？

这些信件如同石沉大海，很少有回音。偶尔收到的回复也只是简单的"已收到，正在调查"，然后就再无下文。

两年后，周建国的死刑被减为无期徒刑。这本应是个好消息，但对周家依然是漫长的煎熬。李梅不得不独自抚养儿子，同时四处奔波为丈夫申冤。

04

十年过去了，周建国的头发开始花白，李梅也早已憔悴不堪。小军已经十三岁，是个懂事的少年。虽然他几乎没有父亲的记忆，但母亲常常给他讲述父亲是如何被冤枉的。

1996年，周家迎来了一线希望。一位名叫陈刚的记者偶然听说了周建国的案子，对其中的疑点产生了兴趣。他开始深入调查，发现案件中确实存在许多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