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自此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之路。

出发前，中央红军一共有10.2万余人，参加长征的有86589人，其余1.6万余人，即红24师以及12个独立团等部队，则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斗争。

八万多人的队伍，在一年后抵达陕北时还剩多少呢？按照彭老总的回忆，连出发时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一、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并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早在1934年的4月份就开始酝酿，当时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屡战屡败，且根据地也在不断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局面便愈发被动起来。

之后，为摆脱困局，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曾尝试向不同方向挺进，以期调动国军部队，但因国军并未被吸引，最终未达到战略目的。

到当年9月底，国军更是大举向中央苏区进攻，鉴于在苏区内已无法与国军机动回旋，因此战略转移就势在必行。

但国军方面显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为了截击红军，布下了足足四道的封锁线，而在通过这几道封锁线时，红军伤亡巨大。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一共有86859人参与其中，这八万多人里，红一军团有19880人，红三军团有17805人，五、八、九军团，则分别有12168人、10922人和11538人。

此外，直属军委的两个纵队（含干部团和军委教导师），分别有4693人和9853人，剩下的则是挑夫以及部分机关人员。

仅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过程中，就损失了2.2万余人。

红军突破的第一道防线，是在赣南的桃江一线，把守在这里的是粤军陈济棠部，陈济棠与红军宿怨颇深，当初他为了保住他在广东的地位，甘愿供老蒋驱使，曾多次奉老蒋之令出兵“剿共”，尤其是在第四、五次围剿时，陈济棠更是出任了赣、粤、闽、湘边区的“剿匪”副总司令。

而当时陈济棠的直接上司，即担任该地区“剿匪”总司令的，正是老蒋。

所以在第四、五次围剿时，陈济棠可以说是极为卖力，而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共减员3700余人，最令人痛惜的，是作为开路先锋的红4师，师长洪超不幸牺牲。

洪超1926年便投身革命，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并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而他担任师长的红4师，可以说是名将辈出，政委黄克诚后来被授大将，团结干部如王平、杨勇、苏振华、张爱萍则是上将，包括后来接任红4师师长的张宗逊，也被授上将。

所以由此便能想象，当年任师长且只有25岁的洪超，牺牲的是多么的可惜。

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又在当年的11月8日到11月15日这期间，先后从天马山至城口间、良田至宜章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在突破这两道封锁线时，因为沿途多为山路，因此行军速度较为缓慢，这就先后造成了9700余人和8600余人的减员。

前三道封锁线，让中央红军一共出现了2.2万余人的减员，这两万多人的减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出在行军速度慢上。

再加上当时中央红军的八万多人里，有武器的只有三万多，剩下五万多拿的是红缨枪和梭镖，这就更让让战斗力大打折扣。

突破前三道防线之后，红军还剩六万多人，算下来相当于损失了四分之一，不过，尽管已经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但相较于第四道封锁线带来的损失，前三道加在一起，也只能算是刚刚开始。

第四道封锁线，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湘江。

在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老蒋极为愤怒，因此就调集重兵前来对红军实施“追剿”和堵截，其中，负责“追剿”的国军共16个师77个团，主要以国军中央军薛岳部和湘军刘建、绪刘湘部为主，而负责“堵截”的则有9个师，主要以粤军和桂军为主。

加在一起，一共是25个师，这25个师的国军部队，加上贵州王家烈共30万人，在湘江两岸布下的天罗地网，而红军长征中的最惨烈血战，也在湘江边上打响。

二、湘江血战

湘江战役的惨烈程度，可以说是超乎想象，当地民谣就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之说，仅从这两句话中就能知道何其惨烈。

而从伤亡数字上去看，更是触目惊心。

整个湘江战役，主要战斗有新圩、光华、直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其中，新圩、脚山铺、光华铺这三场阻击战斗尤为惨烈。

其中，红一军团仅在脚山铺就牺牲4000余人，红三军团在光华牺牲2100余人，又在新圩牺牲了近4000人。

还有就是红五军团，整个红34师6000余人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也在此战中牺牲。

陈树湘早在1921年就结识了毛主席，并且在1927年随毛主席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又上了井冈山，出任红34师师长时，才二十七岁，牺牲时也才二十九岁。

除了红一、红三和红五军团损失严重外，红八、红九军团以及军委直属纵队同样不容乐观，其中，红八军团在渡过湘江之后，由于只剩下不到1200人（战斗人员600左右），不得不撤销了该团军番号。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过程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战，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就提到，在渡过湘江之后，“人员损失过半”。

而在湘江战役前夕，中央红军尚有6.4万余人（出发时8.6万，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减员2.2万），按照折损过半来算，那么仅湘江战役，就损失了3万人还要多。

如此巨大的损失，其实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并且不止一次机会。

首先，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时，毛主席曾提出过建议，走潇水、零陵一带，这样的话，就可以从祁阳渡过湘江。

但毛主席的提议，与李德、博古等人的计划路线不一致，李德、博古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便只能眼睁睁的跳进敌人的包围圈中。

不过，即便是如此，依旧仍有减少和避免损失的机会，在当年的11月22日，白崇禧一方面为了阻止红军西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老蒋趁机派兵进入广西，因此就把其主力15军移至了龙虎关、恭城一带。

而他这一调动，就让全州、兴安一线出现了短暂的真空，当时这里的敌人兵力极为薄弱，且全州到兴安之间足足有120里的可回旋余地，因此，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渡江机会。

但是，李德等人并未把握住这一机会，一直到11与e25ri，才做出了行动指示，这就意味着，整整三天的机会被白白浪费了。

而最后一次机会，更是丢得极为不该。

11月25日，在接到行动命令后，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的先头部队便迅速展开了行动，并在11月27日，分别抢占了有利位置。

其中，红1军团第2师控制了脚山铺至界首间的渡口，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进至界首以南的枫山铺一带，而红5军团则扼守了蒋家岭、永安关，并成功迟滞了敌人的追击。

而此时的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也仅有80公里。

如果在这个时候，军委纵队能加快速度前进，还是可以在极小损失下渡过湘江的，事实上在当时，各先头部队也不断急电催促，请军委纵队轻装简行，以最快速度往前赶。

可问题就在于，李德等人舍不得那些瓶瓶罐罐，完全不考虑敌人正在形成合围的紧急情况，依旧按部就班往前挪。

等到11月30日，军委纵队这才抵达湘江岸边，但此时的敌人已经完成了合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渡过湘江，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与敌血战了。

三、新的篇章

尽管最终，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也粉碎了老蒋企图在湘江以东全歼红军的企图，但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湘江战役后，部队从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三万人。

但即便损失如此之大，李德等人还准备按照计划路线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要知道，此时的老蒋并未放弃围歼红军的行动，并在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又迅速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准备以逸待劳阻击并消灭红军。

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李德等人的计划继续走，那么刚刚经历过血战且元气大伤的红军，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毫不夸张的说，这个时刻，凶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湘江血战，是红军真正的绝境。

而在这个危急关头，红军各部队的指战员站了出来，大家对这一路来的不断损兵折将已经不满到了极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遵义会议召开，而毛主席也由此重回指挥层。

也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步入正轨，也由此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个接一个胜利，之后翻雪山过草地，最终胜利抵达陕北，而中国革命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