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的麦浪在风里翻涌时，我总想起老屋门前那棵歪脖子槐树。树干上还留着我用小刀刻下的身高线，最深的那道停在十六岁，那年夏天，父亲把我的行李塞进破旧的编织袋，说：“收完了麦子，你就往北走。”

清晨五点，露水还挂在麦穗尖上。母亲佝偻着背，镰刀在麦秆间划出沙沙的声响。我接过镰刀，锋利的刃口却总割不断麦秆，反而在虎口磨出了血泡。父亲不说话，只是默默递来布条缠在手上，他的手掌布满老茧，像砂纸般粗糙，却比任何创可贴都管用。那时候的麦收是一场战役，全家人要赶在暴雨前，把整片麦田变成码得整整齐齐的麦垛。

午后的阳光最毒，我们躲在麦垛阴影里啃凉馒头。母亲变魔术似的从围裙兜里掏出咸鸭蛋，蛋清雪白，蛋黄流油，咬一口咸香四溢。父亲会指着北方的天际线，说那里有高楼大厦，有不用弯腰就能挣钱的工作。可我的目光总停留在不远处的小河，那里藏着我和伙伴们摸鱼的秘密基地，河底的鹅卵石被水流磨得圆润，踩上去像踩在云朵上。

收完最后一捆麦子那天，晚霞把整个村子染成琥珀色。母亲连夜用新磨的面粉擀了手擀面，葱花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出香气，浇在筋道的面条上，再卧一个溏心蛋，这是离家前最隆重的送别宴。父亲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晒干的麦粒，粗糙的大手紧紧攥着我的手，说：“想家了，就看看这些麦子。”

后来我真的去了北方，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穿行。加班的深夜，外卖的面条寡淡无味，我总会想起母亲的手擀面；地铁里人潮拥挤，我就摸出兜里的麦粒，想象它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城市的春天没有麦浪，冬天也不见炊烟，只有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出我日渐陌生的脸庞。

如今每次返乡，麦田都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大棚。但只要麦收时节回去，还能看见几个佝偻的身影在田间忙碌。母亲的头发白得像初雪，却仍坚持要给我做手擀面；父亲的背更驼了，却还是会指着北方说：“那里机会多。”

又到麦收季，我站在田埂上，看着收割机代替了镰刀，麦粒被直接装进卡车。风掠过发梢，带着熟悉的麦香，恍惚间又回到那年夏天。父亲说：“收完了麦子，你就往北走。” 可这么多年过去，我才明白，真正走不出的，是记忆里那片金黄的麦田，和麦田里永远等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