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人性化了自然

诗人总是多愁善感，喜欢把个人的情感赋予外界的事物，赋予整个自然界。可以说，诗词人性化了自然。

当李白吟诵“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明月就代表了相思，有了思念家乡的情感。以至于后代很多人都让明月寄托相思，看到明月就想家，看到明月就想念家乡的亲人，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杜甫写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乎已经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让人看了惊心动魄。安史之乱之后，国家残破，诗人眼中充满了悲哀。欧阳修写“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想要向花朵倾诉，而花朵却不解人意。其实作者已经把情感倾注到花朵身上，但花朵并没有回答，当然花朵是不会回答的，只是诗人让花朵具有了一定的情感。苏轼后半生一贬再贬，直到被贬到天涯海角，仍然惬意地生活。他写“一蓑烟雨任平生”，有一种潇洒、随遇而安的格调，但也有难以言说的悲哀。后代很多文化人都喜欢苏轼，尤其喜欢他在被贬的生涯中那种放任自由的心态，可以算是心理强大的标志。诗人或词人都带了感情来写作，要把自己的情感赋予到外界事物中，和盘托出。在写诗词之前要构思，诗人或词人看到了自然景物，会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上面，但并不是所有的自然景物都能进入诗人或词人的法眼，而是诗人、词人有所选择，要用象征的手法来写作，找到自然界对应的象征物，就可以以这样的事物为写作的触发点，写起来了。

诗人或词人总是带有情感，没有情感就写不成诗词。自然界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冷冰冰的，并不以诗人或词人的意志为转移。李白看到明月想家，却并不能借助明月飞到家里。杜甫看到国破家亡的状况，却并不能让花和鸟来改变现实。欧阳修想对花来说话，但花却不能回答他。苏轼心理强大，看到外界事物，总是有选择地抒情，而不是胡乱抒情。在诗人或词人的眼里，自然界是人化的，也就带了感情。其实诗人或词人生活在自己主观的世界中，而外界的客观事件却没有任何情感。自然界不带有情感，只是人具有情感，而且每个人的情感都不一样，即便看到同样的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越是这样，人们就越觉得自然有意思。倘若人人看到自然界，都产生一样的情感，那么人们就都成了被操控的机器人，人生也就变得简单乏味了。正是因为自然界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社会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才有活下去的勇气，起码觉得活着有意思。谁也不愿意被操控，尤其是自己的人生不能被操控，不然整个人生就没什么意思了。诗人和词人的想象能力比较强大，甚至有些神经质。

普通人看到了花和鸟，不会有什么样的特殊情感，总是觉得花和鸟是客观存在的，不会产生联想和想象，而诗人和词人却可以产生联想和想象。有了这些联想和想象，诗人和词人看到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不然诗人和词人和普通人一样，看到的世界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干瘪无味，那么诗词也就不会吸引人了。诗词本身具有审美意义，具有一定的情感，而情感的寄托是内容，也就是诗人和词人首先要写出内容，然后再寄托情感，倘若纯粹写道理，就有一些宋代哲理诗的意味了，却不如用象征手法来写更有意思。用诗词写情感，就要借助外界的事物，而外界的事物一般都是诗人或词人眼中具有高度审美意义的事物。即便不具备太多审美意义的苍蝇和蚊子，诗人和词人也能让它们具有审美意义，其实就是赋予了它们一定的情感，写出来照样不错。

诗词对于自然的审美是一定的，倘若没有这种审美意义，那么诗词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古代统治阶级的文人大多喜欢写诗作词，却往往限制在一定的意义内，喜欢强调诗词的审美意义，喜欢在词语的运用上翻空出奇，而对于诗词的内容却没有太多的创新。唐人写诗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很多好意象已经用尽。到了宋代，很多诗人写不出更好的意象，也不能翻空出奇，就只能在诗的格式上下功夫，把诗弄成长短句，就变成了词。倘若还想在诗的内容方面有所创新，那就弄出了哲理诗。倘若从诗的审美意义方面来看，哲理诗根本不算诗，但宋代人总是认为哲理诗也算一种诗。有诗人认为哲理诗只是游戏之作，和唐人借助美好意象抒发情感的诗歌根本没法比。宋人写词更注重音乐性，而对外界事物的审美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有的写得更加细腻，更加动人。诗词的审美意义根源就是诗人或词人的情感，而诗人和词人的情感要赋予到外界事物中去，就等于人性化了自然，尤其写清风，写明月，写山川，写河流，写一草一木，写身边的小物件，无不赋予丰富的情感，最终让自然充满了人性，等于是一种人文主义关怀的体现。

诗词存在的意义正是它的审美意义，也是诗人和词人人性化自然之后体现的温暖的人性。虽然诗词并不等于科学成果，写诗作词也不等于研究科学，并不讲究客观性，而是讲究主观情感的真实，逻辑的真实，但这些真实可以对人性形成良性的影响，让读者看到了人性化的自然，当然也就陶冶了读者的情操，升华了读者的精神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诗词才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