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曾问一个超级大佬,你若当年没那么穷,是愿意开公司赚钱,还是想留校当科学家。
“我选科学家”。
后来,这个人确实成了某年首富。但他没有李振国幸运,他身边没有钟宝申这样的搭档,直到今日,仍然退不下来。
当然,标题中的“退役”一词,仅指李振国辞任总经理。
01
报奖:“市场化”团队扛大旗
2024年6月,《陕西日报》以《陕西32项成果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为题进行了一则报道,文中两个细节很有研究价值。
其一:隆基绿能完成的“高效低成本太阳能单晶硅片制造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系2011年以来,陕西首个由民营企业牵头的获奖项目。
其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仍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18项通用项目中,高校主持完成15项,占比83.3%。
我查不到2011年谁是获奖者,但没有疑问的是,2023年拿下大奖,对项目第一牵头人李振国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毕竟,这是1984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以来,中国光伏领域第一次有民营企业以第一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获得了最高荣誉。由于其同步参与了“无机非金属废水处理与资源回收技术及应用”项目,也就此成为唯一同时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和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的光伏企业。
行至2025年6月12日,陕西省科技厅官网披露《关于陕西省拟提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人选)的公示》,我们再次见到了李振国的名字。
这一次报送的项目与2023年不同,集中到了更受关注的“电池”领域,大概率就是隆基坚持的BC线路。
作为区域财经观察者,我们最感慨的是“李振国团队”是清一色的市场化。
在2023年度,其主持项目的获奖团队基本包括美畅股份(300861)及有研硅(688432),分别是纯粹的民营企业和混改型企业。到了2025年度报奖,团队成员除了大唐集团(排名最后)之外,靠前的帝尔激光(300776)、拉普拉斯(688726)均为民营企业。显然,同行者都是技术派。
这就是我们长期写作的重心,陕西的研发投入结构尚显不足。我们曾在2020年刊文《》,核心数据是:
2017年,科研院所、高校研发经费占全省的53%,企业仅占42.6%,后者远低于全国77.6%的水平,几乎差了一半。
同样是2017年,深圳的数据是: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
02
中研院:无人区的“李老师”
在科研团队的名录中,排于第二的童洪波系隆基“中央研究院”研究一院负责人,也是BC线路的坚定拥护者。2024年11月,参加第二十届中国太阳级硅及光伏发电研讨会(20th CSPV)时即表示:BC电池制造成本正不断降低,并将成为未来主流的平台技术。
而他的直接上司,一直是李振国。
5月26日,隆基绿能发布公告称:李振国已辞去总经理一职,未来将继续担任公司中央研究院院长、科技管理中心首席技术官,带领团队聚焦光伏前沿技术攻关,支持公司长期发展。
“继续”一词背后,是隆基中研院创立之日起,李振国即为首任院长。关于这个新主体,我们曾刊文《》,并在文中作出较为清晰地介绍:
具体位于泾河新城隆基光伏产业园,建面3.85万㎡,目标是引入4000名高端科研人才,硕博占比超85%,其中约1/5为“顶尖人才”。
隆基中研院最早披露于2021年报,具体表述是“建立了硅材料研发中心、中央研究院和产品管理中心”,将此前分散的硅材料研发中心、电池研发中心和组件研发中心进行的整合升格。如果再向前追溯即可知,2016年之时,隆基即建立了以泰州为圆点的电池研究中心。
作为隆基绿能的长期观察者,我们认为设立中研院既不是赶时髦,也不完全是科学追逐,“在商言商”是前置条件。
首要是头部企业,早都到了“打技术战”的阶段。
1995年华为中研院成立,1998年海尔中研院成立,2012年宝钢中研院成立,2015年美的中研院成立。这些中研院的成果几乎都是统治级别,如宝钢中研院2020年专利授权数量1.13万件,比第2名两倍还多。美的2020年底申请量及授权总量已连续5年排名家电行业第1。
其次,头部企业设立中研院,往往就在“行业痛苦期”。
例如1998年设立的海尔中研院,正值第一波家电红利释放,多个巨头进入激烈角逐,谁成王者尚无定论。而宝钢中研院更有代表性,其于2012年成立时,正值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上半年遭遇12年来首次亏损。
这与隆基当前的行业现状与财务表现何其相似!
虽然我们无法猜测李振国的内心世界,但作为陕西本土第一个中研院的奠基者,在2024年巨亏的当口,“李老师”要向外界传递坚定信号:决定隆基生死的,不是价格战,而是技术战!
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BC决战!
03
士大夫:中式企业家的“另类家园”
1959年生人的冯仑曾戏言自己:(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受此启发,在研究中式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士大夫”情结是一个独特的方向。2025年5月,李振国做客《财经》演播室时的对话,亦显露踪迹。
“去年是我成就感最差的一年。不是因为隆基销售收入降低了,也不是因为隆基亏钱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员工人数减少了。”
“有很多兄弟姐妹离开了隆基。以前总觉得隆基为几万人提供了工作平台,那背后是几万个家庭,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行业事件。2024年以来,光伏行业裁员人数已突破14万人。其中隆基绿能减员约3.7万人,晶科能源减员约2.3万人,天合光能、晶澳科技也分别裁员1.3万人左右,从硅料、硅片到电池片、组件,无一幸免。
“同情心”与“缩水市值”相比,似乎对1986年考取兰州大学物理系的李振国的冲击更大。在更大范围内,这种对关注员工福利及公众福利的心理投射,正日益成为中式企业的精神家园。从刘强东强令要求“京东外卖利润不能高于5%”,到曹德旺投资百亿建设“福耀科技大学”,都显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信条——“达则兼济天下”,正在中国企业家圈层中互相感染。
而回到陕西,海归派亦有代表性人物。
1973年生人的陕北农村娃刘兴胜,在炬光科技(688167)上市次年即推行了股权激励,所涉591人占到员工总数的80.63%。剔除100多名海外员工,基本是全员持股!一个来自农村的高中毕业操作工,因为认真工作12年,在上市前就拿到了2万多股!
这位北大硕士毕业且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博士学位的创业者曾在朋友圈留言:“炬光科技不是高大上,是社会底层构成的!”此言依据是在其创业至2017年时,炬光团队排前100名的员工中,毕业于985及211的年轻人,只有3个。
士大夫心态,同样典型!
回到本文主题,我们想传递的信息是:
“企业家”与“科学家”的身份交融,是“西安理工男”创业大潮中值得观察的现象级事件,“主观服务公司”与“客观服务社会”如何理解?是只为企业利益计,还是心怀天下?“士大夫心态”是不是足够真实?公众对此类企业家该抱以何种认知?我们盼望有优秀商学院教授作出更深刻的研究,以指导我们的后续写作。
我们愿意为商学院教授再提一例:在6月12日的拟提名公示中,一项名为“功能多孔高分子材料创制及其生物大分子产业化制备应用关键技术”亦在其列。
主要完成人之一有寇晓康的名字(排在西北工业大学之后)。
蓝晓科技(300487)总经理,男,1967年生,西北工业大学硕士,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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