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无论是从经济贸易、地缘政治，还是技术竞争的角度来看，这对关系都深刻影响着全球格局。但在分析和预测中美关系时，中国学者的判断常常被认为不够准确。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伍国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学者在看待中美关系时存在若干思维误区，导致对两国关系走向的误判。这种误判不仅影响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也可能误导政策制定。

中美关系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从敌对到缓和，再到竞争的复杂演变。1949年，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转而支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在战场上直接交锋，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冷战期间，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双方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缺乏直接对话渠道。

1970年代，随着美苏关系缓和及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开始接触。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解冻。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进一步拉近了双方的经济联系。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两国贸易额快速增长，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显著提升。但进入21世纪10年代，中国的快速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两国关系逐渐从合作转向竞争。

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通过加强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合作，制衡中国的影响力。2014年起，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加剧，美国指责中国岛礁建设威胁地区稳定，中国则强调主权权利。

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涉及金额数千亿美元，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和知识产权问题。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两国在疫情责任、香港、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关系进一步恶化。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寻求合作，但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保持强硬态度。2022年，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巨资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旨在减少对中国技术依赖。

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中美在2025年5月签署初步贸易协议，暂停部分关税并建立对话机制，但技术与地缘政治竞争依然激烈。这一历史脉络表明，中美关系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多重驱动，呈现出高度复杂性。

伍国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学者在分析中美关系时常犯的错误之一是对历史经验的过度依赖。

许多学者倾向于用中国历史经验解读现代国际关系，例如引用《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预测中美关系会循环往复。但伍国认为，这种类比忽略了中美两国在文化、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上的根本差异。

《三国演义》描述的是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中美关系涉及两个独立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受现实利益驱动，而非历史模式所能概括。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远超古代经验的适用范围。

2018年贸易战爆发时，一些中国学者基于经济相互依存的假设，预测中美会迅速和解。但美国宁愿承受经济损失也要遏制中国，显示出政策决断性。这种历史类比的局限性导致学者低估了美国战略调整的力度，未能准确预测关系的恶化趋势。

伍国还批评中国学者对官方外交话语的过度依赖。中国政府提出的“斗而不破”概念，强调中美竞争中仍有合作空间，许多学者因此以此为框架分析两国关系。

但2018年至2020年的贸易战和技术脱钩表明，中美关系并非牢不可破，而是存在严重冲突风险。2020年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切断其芯片供应链，显示出美国将战略利益置于经济联系之上。伍国认为，这种固守官方话语的做法类似“刻舟求剑”，无法适应国际形势的快速变化，限制了学者的洞察力。

伍国进一步指出，中国学者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理解不足。美国对华政策基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考量，而非情感或道义。

“印太战略”和对台湾的支持更多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而非文化认同或理想主义动机。但一些中国学者误以为美国政策包含“改变中国”或“施舍式合作”的意图，导致低估了美国政策的现实性。

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的通过，旨在削弱中国技术竞争力，但部分中国学者将其视为短期政治行为，未预见其长期战略意义。

伍国还提到，中国学者对经贸关系的乐观态度是误判的重要原因。他们常认为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足以防止彻底破裂。

但伍国早在2020年就预测美国可能推动全面脱钩，这一预言在随后几年逐步实现。

2020年对华为的制裁、2022年的芯片法案以及对TikTok的限制，表明美国愿意牺牲经济利益以维护战略优势。

2025年日内瓦贸易协议虽缓解了部分关税压力，但技术竞争并未减弱，显示经济联系并非万能的稳定剂。

伍国的批评引发了中国学界的反思。一些学者开始承认过去对中美关系的乐观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在2024年指出，中美关系已进入“新冷战”阶段，需寻找共存模式。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认为，竞争是长期趋势，但可通过对话管理分歧。这些观点显示出对现实的更深刻认识。

此外，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动态。南京大学朱锋教授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极化和经济压力的影响，展现出更实证的视角。但仍有学者坚持经济相互依存会促成合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报告，反映出伍国所批评的乐观态度尚未完全消失。

中国学者的误判不仅影响学术研究，也可能误导政策制定。如果学者过于乐观，低估美国遏制意图，可能导致中国在贸易谈判或技术竞争中准备不足。

2018年贸易战初期，中国未充分预见美国关税规模，谈判中处于被动。同样，对美国技术脱钩意图的低估，可能延误中国自主研发的步伐。

反过来，若学者能更准确分析美国政策，中国或能更主动应对。2025年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显示出一定灵活性，若早些预见美国谈判意愿，或许能更快缓解经济压力。因此，提升分析的客观性对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为避免误判，中国学者需调整研究方法。首先，应减少对历史类比的依赖，转向基于数据的实证分析。通过量化贸易额、技术出口等指标，评估中美关系的实际状态。应摆脱官方话语的束缚，以独立视角审视国际形势。

再次，需深入研究美国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避免一厢情愿的假设。分析美国国会立法、智库报告和选民态度，能更准确把握美国政策走向。最后，应正视经贸关系的局限性，认识到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可能凌驾于经济之上。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要求学者超越传统思维，以现实为基础进行分析。伍国指出的中国学者误判的四大问题——历史类比的局限、官方话语的束缚、对美国现实的误解和对经贸关系的乐观预期——在过去几年被现实事件部分验证，如贸易战、技术脱钩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实施。

这些误判不仅影响学术研究的准确性，也可能误导政策制定。面对中美关系的起伏，中国学界需采用更客观、实证的方法，减少对历史和官方话语的依赖，深入研究美国政治社会现实，并正视经贸关系的局限性。

只有这样，学者才能为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制定有效政策提供可靠建议，服务于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