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近年来被不少人奉为精神座右铭，甚至在学校、成年礼、读经班中被当作口号朗读，仿佛成了某种现代版的“主祷文”或“使徒信经”。但如今这风气正被聂圣哲等人掀起的一波反儒浪潮所冲击。本文以一个微信讨论群为缩影，对相关内容做了不完全综述。

墨者帮武直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当下一些庸俗哲学长期占据主流舞台，董宇辉、于丹式的话语霸占舆论空间，正是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而“倒董”也好，“倒于丹”也好，本质上是对这类伪文化权威的批评，也是公众审美与认知觉醒的表现。所以我想说，与其空喊那些不接地气的大话，不如脚踏实地地说些真话、做点实事。

群友采桑子则直接追问：今天谁重提“横渠四句”？意图是什么？谁有资格代表“天地”、“生民”、“往圣”和“万世”？这种封建式的宏大叙事一旦抬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又要回到以少数人为中心的等级社会？这是进步还是倒退？

墨者孙海彬的话，也许代表了大多数批评者的观点：“横渠四句”其实是一种私域化的幻想：——“给天地立心”，不过是妄图把整个宇宙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给生民立命”，实则是将百姓的精神命运纳入某种思想PUA的控制之中；——“为往圣继绝学”，听起来是继承传统，实际上是垄断解释权，打造思想品牌的私域经营。这几句看似豪迈庄严的话，背后隐藏着一种狂妄而不自知的自我神化倾向。它不仅不具备现代性价值，反而容易成为某些人进行精神操控的文化工具。

关于张载（横渠）四句教，我认同孙海彬先生的看法：那是一种典型的“大婴式狂妄美愿”——听起来气势恢宏、道德高尚，但一旦进入实践层面，往往沦为小人借道义之名行霸道之实的工具。理想若无制度支撑，极易异化为权力的遮羞布。更进一步讲，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本体信仰作为根基，所有的信念都只是浮萍，是游魂。这种无根的状态，导致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价值选择上摇摆不定、缺乏定力。孙海彬先生还提到，原本我们并不是没有根。他说：“原来一直是有根的，信的是上天之主。”这其实触及了中国文明早期的一个重要维度：有信仰才有敬畏，有敬畏才能节制人心与权力的泛滥。

何知阳女士深刻指出，对横渠四句的批判是对其哲学本质的批判：主观立心的权力僭越。我们今天再谈“横渠四句”，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豪迈感上。核心问题是：谁赋予你这个资格？你是谁？凭什么替天地立心？又凭什么给生民定命？作为一个人，一个被天地生养、天地之后的存在者，反过来要去“为天地立心”，这种姿态本身就充满僭越性。宇宙天地本有其运行之道，万物生生不息，并不需要你来“立心”。生民的生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已自带天道赋予的命运轨迹，又何须你来“立命”？更危险的是，这种“我来立心、我来立命”的话语，往往不是出于对人民的关怀，而是服务于权力阶层的意志。它实质上是将“主权不在民”的现实，用一套道德化的语言包装起来，让皇帝、官僚、大儒们成为“天地之心”的代言人、“生民之命”的裁定者。“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理念，它承认人民不仅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更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横渠四句”的语境中，人民是被动的客体，是需要被“立命”的对象，是被统治者“安排”的存在。

何知阳女士尖锐批评：更有甚者，有些人竟然把这四句话当成中国人的“脊梁”，说什么“批评横渠四句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想打断中国人的脊梁”。这不是荒唐吗？恰恰相反，正是这四句话所代表那种“代天立言”的狂妄传统，才一步步导致了中国思想的僵化与社会的压抑。程朱理学就是在这种逻辑下发展出来的产物。它将大儒们的主观价值判断等同于“天理”，把“三纲五常”神圣化、不可质疑化，最终压缩了中国人的普遍权利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与韧性。这才是一步步导致国家孱弱、屡遭外族入侵的根本原因。不是别人要打断中国人的脊梁，而是这套以“立心立命”为名的意识形态，早就把我们的文化脊梁压弯了。今天我们重审“横渠四句”，不是为了否定古人，而是为了警惕今人。——警惕动听语言成为权力的遮羞布。

黄蕉风博士调侃地说：以后谁再朗诵“横渠四句”，恐怕不是被仰望，而是被嘲笑为装逼、没文化了。YU网友感慨：曾几何时，我也被“横渠四句”所打动，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叙事，确实容易让人热血澎湃。但现实往往很打脸：很多人嘴上喊着“立心立命”，连自己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搞得一塌糊涂。他直言不讳地说：警惕儒马合流，编制天底下最大的“愚民谎言”，坑苦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老赵也指出，儒生既是宏大叙事的受害者，又是其共谋者。他们一代代参与构建起一套虚假的道德秩序，用以忽悠百姓、服务统治者。孙海彬说得一针见血：“中国读书人都是从‘横渠四句’里走出来的，也是走不出去的。”这句话道尽了传统文人的困境——满口大道理，却处理不好身边小事。

overman则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视角：他说“横渠四句”本身并无不可，问题在于像董宇辉这类人，根本不是“立心者”，而是“割韭菜者”。你要是真想“为天地立心”，就去研究宇宙真理、成为真正有思想影响力的人；要是真想“为生民立命”，就去创造就业、维护民生。而不是一边卖货带货，一边谈什么“为万世开太平”。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天地立心”这个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思想的本质是自我立心，而非替天行道。真正的思想家，往往是死后才被认可的。他们活着的时候，不会刻意追求天下认同，也不会把精力放在传播和包装上。而那些急于让别人接受自己思想的人，往往已经偏离了哲学的本质，成了“妄人”。儒家的问题就在于此：它缺乏对思想本身的热爱，只在乎思想的影响力。正如overman所说：“儒毒缺乏对哲学思考乐趣的直接感知。”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探索智慧，而是制造话语霸权。

黄蕉风博士在群内发起“改编横渠四句”运动，这是一种文化解构的努力。大家纷纷尝试用新的语言来替代旧式口号，比如：

•孙枫桥说：“与天地同悯，和生民共情，为往圣继真理，为万世呼公平。”

•黄博士改写为：“与天地同悲，与万民共情，破往圣固锢见，争普世公平。”

•继续努力提出：“与天地同心，与万民共命，与往圣辩绝学，祈万世齐太平。”

这些改写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试图摆脱那种“我来替你立心”的傲慢姿态，转而强调共情、对话、平等与理性。

我之前也调侃式地改过一句：“与其说那些大话，不如说：不要让天地伤心，不要乱生民活命，不要续先人丑学，不要扰后世太平。”——这不是嘲讽，而是一种提醒：我们要警惕那种披着古典外衣、行现代精神统治之实的文化姿态。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应建立在虚浮的口号之上，而应来自对传统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性继承。否则，所谓的“复兴”，不过是旧秩序的回魂罢了。

这当然不是反对理想主义，而是反对那种脱离现实、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墨者帮武提醒得非常好：横渠四句本就是腐儒说大话，吹牛皮的传统。我们墨家讲的是兼爱交利、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地从身边做起。别动不动就说“为天地为万世”，那是昊天上帝的事，不是凡人该干的。何知阳一句话点明要害：“不叫人为自己争权利，为自己立心，却要为天地立心，代他人立命，这不是有病，这是有毒，有大毒。”

换句话，今天的我们，不能再被高调的理想主义蒙蔽双眼。我们要警惕的，不是批评“横渠四句”的人，而是那些依然沉醉其中、不愿反思的人。因为历史早已证明：谁替你立命，谁就控制你的命运。

时光网友对这样的讨论评价很高。他说：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批判横渠四句，是继2011年民间批判孔子像进京后的又一次反对儒家复辟的重大事件，是对儒家复辟的又一次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的思想狙击战，是对百年思想启蒙成果的捍卫战，是对某些妄图以复兴传文为幌子而行皇权复辟图谋的势力的又一次明确表达反对态度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时光网友尖锐指出：这片土地，至今没有对与儒家媾和，一起愚民驭民的秦制进行过深刻的批判，除少数文艺作品之外。秦制的最大问题，就是闭关锁国和加强皇权中央集权，从而让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等全面陷入僵化，失去活力。秦制的内核就是法家，再与儒家媾和，儒法一体，完全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一座监狱、一个牢笼，所以，批儒不批法，批儒家不批秦制，无异于隔靴搔痒。

儒家主张忠孝两全，实际上儒家首选的是忠，忠于皇权、官位而弃去孝悌。两千年的儒家，其实就是无父无母只有忠于皇权的儒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林党。只是后来被另一个党代替了而已。非常遗憾的是，有些人不仅不批判秦制，而且还歌颂暴秦。比如歌颂暴秦血腥屠戮的大秦赋。这完全与追求法治背道而驰。

时光网友激动地说：墨家谁歌颂暴秦，谁就是王八犊子。[机智]百年复兴取得成果的过程，其实是去秦制、去儒家意识形态的过程。百年复兴出现挫折的过程，其实是复辟秦制、复辟儒家意识形态的过程。百年复兴最大的思想批判遗憾和bug，就是对秦制批判不彻底（留恋秦制中央集权、歌颂圈禁国民的长城情怀），对儒家批判不到位（没有从哲学层面批判儒家，直到今天才意识到以横渠四句为代表的儒家理学心学主观唯心论的害处）。

南方在野赞成时光网友的观点：批判横渠四句，是一场自发的大规模思想阻击战。这个评价相当到位。这场文化批评思想深度超过前代，传播之广前所未有，借助短视频，将引发的后续影响不可低估。

南方在野认为：所谓“为天地立心”，说到底是一种缺乏上天信仰的表现，本质上是把自己置于宇宙之上，仿佛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而“为生民立命”，也不过是不尊重百姓独立意志的另一种表达，它刻意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生民从来都是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靠谁来赐予命运。这两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很清楚：没有我来“立心”，天地就什么都不是；没有我来“立命”，百姓就毫无价值。这种姿态，就像有人会说：“没有萨达姆的伊拉克一文不值。”但现实恰恰相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真正生命力，从来不在于某个“圣人”或“救世主”的赋予，而在于人民自身的存在与努力。我们需要警惕的，正是这种以“替天行道”之名，行精神专制之实的话语结构。

南方在野也赞成对秦制进行深刻批判。诚然，如果没有制度建设的能力，就只能在忠君与造反之间打转，永远跳不出历史循环。人性是无法改变的，真正的问题在于君主专制本身。这不是皇帝好不好那么简单，而是“皇帝”这个性质的职位本就不应存在。只有沿着“法大于权”的方向，建立起防范君主专制的制度体系，才能逐步解决根本问题。制度的背后是语言，语言的背后是思想。说到底，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种深层次的语言禁锢与思想贫困。而造成这种语言封闭和思维贫瘠的文化土壤，如果不被彻底挖掘、批判和更新，那是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的。要破除旧结构，必须从根上掘起，至少要掘地三尺，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思想解放与制度转型。

南方在野特别提到：有些人喜欢将很多问题都归结于资本。但问题的核心始终还是权力，而不是资本。资本本质上是向每个人开放的，市场也最终服务于消费者；虽然现实中存在不公，但至少在逻辑结构上，资本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流动性。而权力则完全不同。权力从不会向每个人开放，它只对暴力低头，只在特定圈层中流转。它的本质是垄断、排他、不可分享的。这里有必要厘清一个关键概念：权力不等于权利。我们常常混淆这两个词，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根本区别——权力（Power）是支配他人意志的能力，而权利（Right）是个体自由的边界保障。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应当是权利制约权力，而非权力吞噬权利。可惜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中，权力往往凌驾于一切之上，这才是需要深刻反思和制度制衡的地方。

南方在野说：实事求是地说，张载的确表现出某种唯物主义倾向。他说“为天地立心”，潜台词其实是——天地本无心，我为之立心；他说“为生民立命”，也意味着在他看来，生民虽存于世，却如行尸走肉，需要有人来赋予其方向与意义。一般儒生虽然不认为“天有意志”，但大多承认“民有宿命”。而张载则更进一步：他不仅否定天的意志，还对民众的精神状态持一种深刻的悲观判断，认为他们缺乏自主的生命方向。在他看来，天下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儒家圣人的学问没有被真正继承。于是他挺身而出，喊出那四句话，仿佛是在说：“现在，我得到了真传，我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定向，可以治国平天下。”正因为如此，他的“横渠四句”才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感染力。它传达出一种“四顾无人”的孤独英雄气质，带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这种表达方式，其实非常有力，哪怕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精神上的冲击力。当然，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它确实具备某种激荡人心的力量。这是一种结合了唯物主义认知与唯我主义担当的思想形态，极具张力。如果我们拿基督教作比较，就能看出更大的差异。基督徒不会说“为天地立心”这样的话，他们会说：“求上帝为我做主。”他们承认自己六神无主，需要依靠外在的神圣力量来确立内心的方向。这与张载所代表的那种“自我中心式”的立心，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生命通道。一个是向外仰望，祈求神明引领；一个是向内爆发，以己身为宇宙中枢。这两种路径，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所以，张载四句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体意识——但也正因如此，它也极易滑向一种精神专制的危险边缘。

对此，网友“时光”也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补充。他说：自从颛顼帝“绝地天通”之后，普通百姓便失去了与天沟通的权利，共同的神明信仰被垄断、剥离，人类社会从此一步步走向精神上的原子化状态。这种历史断裂带来的后果极为深远。没有了神明信仰，就没有心灵的敬畏；没有敬畏，就会变得无知而无畏；无知无畏的结果，就是陷入“斗天斗地斗人”的丛林灾难模式。这不是夸张，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演变的一种存在论式洞察。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精神困境、伦理失序、价值混乱，其实在根源上都可以追溯到这场古老的精神断层——从“共信共契”到“孤魂野鬼”。因此，重建信仰根基，不是复古式的迷信，而是重新思考人与天、人与群、人与自我的根本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儒表法里”或“墨形儒骨”的循环陷阱，迈向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精神共同体。

南方在野直言不讳：儒家适应的是农耕社会，而不能适应商业时代的需要。墨家崇尚天志法仪，奉行非攻交利兼爱的陌生人伦理，更能帮助中国人理解和融入商业社会。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普遍的法治，陌生人伦理，更大范围的社会协作。正如任剑涛所言：中国需要超越血缘家庭的概念，才能真正迈向法治社会。任剑涛也探讨了熟人伦理与陌生人社会中的伦理问题，这实际上触及了古今之辩的关键所在。

就像一个蝴蝶号主播所说的那样，我们敬佩聂胜哲，同情董宇辉，而真正的问题核心在于张载。核心的讨论是：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随着相关话题热度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横渠四句”的讨论。南方刚刚看了黄裕生老师的视频，他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认为，在传统“哲学王”或“圣人王”的语境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过去那种将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力合一的结构，使得这类话语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精神操控的工具。因此，今天对它的批评引发热议，并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一个好现象——说明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用现代文明的视野去审视传统文化，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觉醒，而不是倒退。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新的语境中对这些话进行合理解释，赋予其可以接受的新义理。而这正是公共讨论的意义所在：它不是为了否定一切传统，而是为了剔除糟粕、保留精华，让文化真正服务于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价值共识。

事实上，很多儒言儒语都需要放在“古今之辩”的框架中重新审视。这不是像某些儒粉所攻击的那样，是“红卫兵心态”，也不是要搞什么“新文革”。恰恰相反，这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经的思想反省工程。由于我们长期浸染在儒家传统之中，许多语言背后隐藏着习焉不察的不合理思维结构。比如“替天行道”的自我神化、“为民做主”的道德优越感、“万世一系”的历史幻觉……这些如果不加反思地继承，只会让我们在旧路上打转，无法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与制度更新。所以，面对批评，不应本能排斥、谩骂围攻，而应冷静倾听、理性回应。拒绝对话，是对传统的不负责任；压制批评，是对文化的最大羞辱。文化的生命力不在膜拜，而在更新；不在固守，而在对话。愿我们都能以更开放的心态，迎接这场迟来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