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革命者，他的名字与革命战争年代的诸多关键事件紧密相连。然而，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一场发生在1935年的争议却在晚年成为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场争议围绕着陕北红军是否应派兵迎接中央红军展开，程子华坚称自己从未反对这一行动，并将所有指责归咎于高岗的造谣。
1905年6月20日程子华出生于山西省乐平县（今属运城市万荣县），早年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崭露头角，曾担任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政治委员等要职，参与了长征和多次重大战役。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1935年10月的一场决策，却在多年后成为他被攻击的焦点。
1935年，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历经艰险，最终选择北上陕北作为落脚点。当时，陕北红军由红25军和当地红军整编为红15军团，程子华担任政治委员。
这支部队在劳山战役中击败敌军，缴获了一份国民党军的情报，显示中央红军9月中旬已到达甘肃武山县西南地区。这一消息让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人兴奋不已，他们迅速提议派兵前往甘肃接应中央红军，并将情报送至后方领导人朱理治手中。
决策的诞生：战略考量下的谨慎选择
朱理治收到情报后并未立即表态，而是与程子华商议。程子华仔细分析了情报内容，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情报日期是9月中旬，而当时已是10月初，一个多月的时间足以让中央红军的行踪发生重大变化。
他提出，如果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甘肃，红15军团贸然出兵不仅可能扑空，还会暴露陕北根据地的位置，引来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陕北苏区的核心区域永坪镇是红15军团的战略命脉，力量有限的陕北红军难以承受根据地失守的后果。
程子华认为，与其冒险出兵，不如让红15军团留在陕北，向南进攻以牵制西安的敌军。这样既能保住根据地，又能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建议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情报的时效性和陕北红军的实际情况。
朱理治认同程子华的分析，随后召开会议讨论。后方领导一致同意这一策略。为了确保前线指挥员理解决策的初衷，程子华不顾身体抱恙，坚持让人用担架抬着他前往前线，向徐海东等人详细解释。最终，前线领导也接受了这一方案，红15军团按计划留在陕北作战。
从结果来看，中央红军最终于1935年10月19日顺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表明程子华的决策并未阻碍中央红军的北上，反而通过牵制敌军为会师提供了间接支持。然而，这一谨慎的战略选择却在几年后被翻出，成为程子华晚年自辩的导火索。
高岗的指责与争议的升温
1942年，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时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在会上公开批评朱理治和郭洪涛，指责他们在1935年反对迎接中央红军，并暗示程子华也负有责任。
高岗的言论将当年的决策定性为“错误”，声称这一选择反映了某些领导人的保守和不忠。面对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涛当场反驳。他们强调，1935年的决策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目的是保护陕北根据地，同时策应中央红军。
程子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建议最初由他提出，高岗的批评实际上也指向了他。然而，高岗并未接受解释，坚持己见，使争议进一步发酵。
这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个人恩怨。1935年的陕北肃反运动中，朱理治和郭洪涛作为负责人，曾下令逮捕刘志丹和高岗等人，直到中央红军到达后才平息风波。
这段经历让高岗与朱理治、郭洪涛结下不解之仇。1942年的会议，成为高岗借机发难的舞台，而程子华则被卷入其中，成为附带目标。
程子华的自辩：为名誉而战的坚持
高岗的指责让程子华背负了多年的污名，直到1955年才迎来转机。那一年，高岗因党内斗争失势自杀，中央在北京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由彭德怀主持。
会上，程子华详细回顾了1935年的决策过程，强调自己的判断基于情报分析和战略需要，不存在反对中央红军的意图。与会者马明方在总结时指出，1935年的争议只是部署上的分歧，而非原则性错误。
这一结论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为程子华、朱理治和郭洪涛洗清了不白之冤。程子华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此事，认为若不澄清，他将“死不瞑目”。
晚年的程子华，早已从战火纷飞的前线退下，担任过民政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然而，1935年的争议却如影随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未反对过陕北红军迎接中央，都是高岗造谣。”这不仅是对个人清白的捍卫，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求。
程子华的自辩并非单纯的自我辩护，而是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深情。他深知，革命年代的决策往往是在信息有限、局势危急下做出的，任何选择都可能被后人评说。他不愿让高岗的指责掩盖当年的艰难抉择，更不愿让后人误解那段历史。
从史料来看，程子华的坚持有其依据。红15军团若贸然出兵，确实可能导致根据地暴露，而中央红军的最终到达也证明他的决策并未造成实质性阻碍。然而，高岗的攻击却让这一事件蒙上了政治色彩，使程子华不得不一次次重申真相。
回过头看，程子华在1935年的选择体现了革命者的务实与谨慎。当时的陕北红军仅有数千人，装备简陋，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保存实力是首要任务。情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决策的难度。程子华的建议，既是对根据地的保护，也是对全局的考量。
然而，高岗的指责并非全无依据。从情感上看，中央红军历经长征，陕北红军若能主动接应，或许更能体现革命队伍的团结与热忱。高岗等人对此的期待并非没有道理。但这种期待忽略了现实的制约，将战略分歧上升为政治问题，显然是派系斗争的产物。
历史学家对此事的评价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程子华的决策体现了军事家的冷静判断，有人则认为他过于保守，错失了主动出击的机会。但无论如何，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成功会师，是对这一决策效果的最好证明。
程子华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事件的重现，更是一个革命者晚年心路的写照。他在回忆录中提到，当年用担架抬着去前线解释时，徐海东等人虽有不同意见，但最终理解了他的苦心。这种战友间的信任与沟通，是革命年代最珍贵的情感纽带。
1991年3月30日，程子华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跨越了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见证了中国从战乱走向复兴的历程。他的功绩不仅在于战场上的英勇，更在于他对原则的坚守和对历史的担当。
他在战火中锤炼，在争议中坚守，在晚年用文字诉说心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真相需要时间来沉淀，而人性的光辉，则在这些坚持与澄清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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