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翔峰

“恶魔医生”刘翔峰已被捕入狱，他的余生恐怕再也不能行医了，但他引起的恐慌却远未平息。

他身犯四项罪名：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各获刑3年，故意伤害罪获刑10年，数罪并罚，共判处17年有期徒刑，罚款42万元。他受贿的424万、侵占手术耗材193万固然是罪，但其罪行真正震动公众的，是他给6名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致5人重伤、九级伤残，1人轻伤。

《三联生活周刊》上的一篇《》，从患者的视角讲述了他为了牟取高额手术费，在手术中任意对待病人身体：“明目张胆地、肆无忌惮地乱来，甚至都没有去修改病历，他们都懒得掩盖”。那位患者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医生要这样对他。

之所以说他是“恶魔医生”，是因为其行为违背了人们对医生“救死扶伤”的道德期待，倒可说是不折不扣的“谋财害命”：他那样不把人命当回事，是为了从他们身上榨取高额手术费。

这样一来，人们很自然的一个思路就是归结为此人的“医德医风”出了问题，只要将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强化医德教育即可。然而，问题真的只是这样吗？

一位在医院干了一辈子的护士曾跟我感慨：“医学原本应该以人为本，但现在真的太令人失望了。三十年前，我遇到的老医生身上真的能看到那种‘医者仁心’，但近些年来，表面上看一切指标、设备、人才学历都在向好，可我的感受却不是这样。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我害怕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大问题。”

我想她的忧虑，说到底就是医疗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以往那种“以人为本”的温情与共情，再加上这些医患关系的恶化导致的伤害性互动，病患在医生眼中遂慢慢变成一具有待处理的躯体，乃至是牟利对象。

刘翔峰为什么这样对待病患？牟利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医生在实施手术过程中，对病患掌握着绝对权力，即便误诊也很难或不会被追究责任。实际上，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我，误诊发生的概率是不小的，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当然也不会曝光。

《医生的愧与怕 : 情感如何影响医疗》

[美] 丹妮尔·奥弗里 著/ 黄沛一译

译林出版社 / 2024-5

医疗体系发展至今，“医德”早已不足以规范医护人员行为。因为“医德”是一个定义极为宽泛模糊的词，救死扶伤、廉洁、共情、耐心，这些全然不同的人格特质，都涵括在内，但正因其包罗万象，在现实中由于模糊重点而变得毫无意义。真正的关键点是共情：一旦丧失共情，任何可怕的事都可能发生。

何谓共情？那是一种从他人的角度观察和感受的能力，对医生而言就是理解病人的感受。 病理学家威廉·奥斯勒曾说：“了解得病的是什么样的病人比了解病人得了什么样的病要重要得多。” 然而可想而知，当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陌生化，医生越来越忙碌，尤其医患之间还缺乏信任感之际，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越来越难了。

《医生的愧与怕》一书强调：“ 共情的基础恰恰就是认真聆听病人和她的故事，发自内心地了解病人：她是谁，她的生活，她的得病原因，以及她应对疾病的方式。”医生越是能真正设身处地，就越可能 可能苦他人之苦，痛他人之痛，病人也对那些具有共情能力的医生更满意，服药依从性越高，康复越快。

然而那只是最理想的情形，在现实中，医患双方往往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人，以至于医生很难对病人产生共情。更糟的是，医学生似乎在学医的过程中丧失了大部分共情能力，很多医生在与真实的病人有了真实接触之后，职业理想遭受重挫：

无论医学生在学校里如何学习——甚至真诚相信——医学理想、共情至上、医患关系价值，这些东西都会在他们踏入病房那一刻全军覆没。哪怕是最具理想主义的学生也会开始把每一个新入院的病人当作额外的负担，把每一个病人的需求当作完成工作的又一个阻碍，把每一次与病人的闲聊当作睡眠时间的减少。难怪在临床医学的世界中共情会被击倒，它所需的一切条件似乎都与医生的日常生存相背离。

60%的美国医生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遭病人起诉，这又反过来让他们对病人产生戒惧心理。这当然也是人情之常：医生也是人，整天面对的都是病患和各种压力，又有几个人能始终如一地做到“妙手仁心”？坦白说，我们社会对医生医德医风的期待，差不多是圣人的标准。

一个运作良好的医疗体系，不期望每个医护人员都是圣人，但它必须能防止作恶，至少使之不敢作恶。也就是说，现代的制度规范，并不是追求“上限”，而是确保“下限”不会太低。

然而从刘翔峰的案子来看，湘雅医院作为公立的三甲医院，明显存在监管不力，甚至基本可以说是失效的，连最后曝光都是因为有人举报其医风医德问题才开始介入调查。2021年湘雅医院还爆出过一起丑闻：副院长龚志成因接受性贿赂，导致陪侍女床上休克而死，事发后被免职。

从这些冰山一角来看，这很难说只是极少数个案，而意味着在这家医院内部，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一个医生掌握权力之后，可以在医院这个封闭的小环境里肆意而为。到了这一步，仍然强调空泛的“医德”而不去强化相应的监管体系，可想是很难奏效的。

现在的问题是：国内也不是没有监管，然而这种监管却常常又是“外行管内行”，是一种行政权力对专业领域的干预。其结果，有时严厉得出奇，在经费、程序上设置了种种障碍，有时又宽松得离谱，医生对病人实际上仍握有生杀大权。这个问题眼下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因为那实际上需要医疗领域的行业自治。

现代医疗体系的运作，需要一种“委托-信任制”，因为病患及其家属是“性命相托”，出于对专业的信任，才委托给一个他们原本陌生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恶魔医生”会引发巨大的信任危机，甚至会对这种信任造成摧毁性打击。

一位在南太平洋岛国做援外医疗的医生告诉我：“现在国内人心都很冷漠，而且几乎每一个患者都是带着对着医生的敌意去医院，所以也不能要求医生对患者掏心窝子。我在这边的感觉就是患者真的都很善良，对医生都非常敬仰，无条件的信任，所以医生对患者也会很好。我在医院走路都会有患者对你非常友善的打招呼，在国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害怕被袭。”

这甚至都不止是医院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体系的缩影：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伤害性互动中越来越彼此冷漠，尽管看着是现代化了，却依然指望越来越无效的老一套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相应的制度规范却迟迟未能建立，于是某些掌握了权力的人在其中得以无所顾忌地行动。当恶行爆出之后，不信任感进一步加剧，真正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