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研究生和重庆乡镇基层公务员你会选哪个？”

这个问题如果在10年前，估计所有人都会选择去香港大学读研究生，但是放在现在，恐怕有一半以上的都会和林悦的选择一样——去乡镇当公务员。

这些年，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更多的大学生都会选择毕业时去考研，考完研就去考公，这仿佛成了每一个大学生的“宿命”，年轻人都只有一个想法——“铁饭碗，真的香。”

林悦是四川人，211大学建筑专业的毕业生。谁能想到，当年风光无限的热门专业，五年本科读下来，到了毕业时却成了众人眼中的“天坑”。

房地产行业的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式，设计院里降薪、裁员的消息在网上刷屏，甚至连她实习时的部门领导都私下劝她转行。

面对这样的现实，林悦的选择并不算离奇。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代表了无数被时代裹挟的年轻人。

他们在大学里寒窗苦读，满心以为学历是敲开高薪职场的金钥匙，结果却发现，所谓的“金钥匙”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上连把锁都撬不开。

2020年，疫情像一记重锤，砸碎了年轻人对未来的幻想。就业市场风云突变，大厂裁员、行业萎缩，曾经被捧上天的名校光环变得黯淡无光。

考研成了许多人的避风港，报名人数一度飙升，仿佛读个硕士就能让人生重启。考研的热潮还没持续多久，就开始冷却。

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首次下降，2025年又减少了50万，跌到388万。而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却像坐了火箭，2024年突破300万，2025年更是达到340万，创下历史新高。

乡镇公务员的岗位，竞争比动辄1:200，甚至超过了名校硕士的关注度。林悦的选择，不过是这股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热衷于考公？答案简单得让人想笑：稳定。两个字，沉甸甸地压在每个毕业生的心头。

名校硕士的学费动辄二三十万，毕业后还要在一线城市里为房租和生活费苦苦挣扎，稍有不慎就可能被35岁的职场危机扫地出门。

而乡镇公务员，虽然工资不高，工作繁琐，却能让人睡个安稳觉。

林悦算过一笔账：去香港读硕士，一年开销超过30万，两年后可能还得从头开始找工作；乡镇公务员岗位，月薪7000，生活成本低，五年下来能攒下30万。

更重要的是，她能早点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减轻父母的负担。这种选择，乍看之下像是向现实低头，细想却是一种赤裸裸的理性。

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的人，总是喜欢用“短视”来批判林悦们的选择。

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学了那么多知识和文化，结果却去抢乡镇公务员的几个名额，简直是暴殄天物。

这些人哪里懂得如今的就业压力？他们大概没见过大学毕业生投出几十份简历却石沉大海的绝望，也没体会过高学历者在面试时被挑来挑去像菜市场白菜的屈辱。

建筑专业的没落只是冰山一角，全国高校的建筑类专业在2024年减少了17所，招生规模缩减6.1%，甚至连学制都从五年压缩到四年。

林悦的同学们，有的跨考地理学，有的转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为在高校当个辅导员或者挤进国企。这不是短视，而是被现实逼得无路可走。

考公热潮的背后，还有一群笑得合不拢嘴的赢家——培训机构。考研辅导班的生意还没来得及冷却，考公培训班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中公、华图、粉笔，这些名字成了考生们的“救命稻草”。一个普通的考公培训班，动辄几万元，贵的甚至四五万起步。

更有甚者，还推出“协议班”，先交几千块，考上再补几万，简直是稳赚不赔的生意。2025年，考公培训市场的火爆程度已经让考研机构望尘莫及。

曾经在北京CBD租下整层写字楼、雇佣一堆博士当辅导老师的考研机构，如今门可罗雀，而考公培训班却门庭若市。

白烨，一个曾经的考研辅导老师，摇身一变成了考公培训的“个体户”，在全国各地跑场子，赚得盆满钵满。他甚至计划在东北开一家自己的考公机构，准备在这股热潮中再分一杯羹。

乡镇公务员的岗位，如今早已不是“低学历者”的专属。林悦的同事中，本科生、研究生一抓一大把，甚至不乏名校出身的高材生。

浙江的张悠然，985本硕连读，毕业后却一头扎进了选调生考试，参加了五场考试才终于“上岸”。

她坦言，建筑行业的悲观情绪让她不敢再冒险，考公成了她唯一的出路。

宋雨微，国贸专业的毕业生，考研失利后转战考公，瞄准了浙江烟草局的岗位，只因为听说那里福利好，公积金一个月就有9000块。

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挤破头也要抢一个乡镇岗位，背后是他们对不确定未来的深深恐惧。

考公的热潮并非没有争议。那些高谈阔论的人总喜欢用“浪费人才”来形容这种现象。

他们觉得，名校的硕士学位代表着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专业的知识，放弃这样的机会去乡镇处理琐碎的行政事务，简直是对教育的亵渎。

可他们忘了，如今的就业市场早已不是十年前的模样。林悦的港大学长告诉她，建筑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在香港的不少人最后去卖保险，回到内地的也大多在备考公务员。

体制内的前辈更是直言不讳：读了硕士再考公，对晋升帮助不大，直接“上岸”才是王道。这种赤裸裸的现实，逼得年轻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

进入体制内后，林悦的内心却并不平静。她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甘于平淡的人，体制内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让她隐隐感到不安。

江韵，另一个“上岸”的年轻人，进入体制内三年后，依然在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迷茫。

她从武汉的建筑公司辞职考回了家乡的教师编制，却发现工作强度比私企还高，而她的收入却低得可怜。

她被派到乡镇支教，一个人身兼语文、数学、音乐、劳动老师，忙得焦头烂额，却看不到职业前期盼的职业成就感。

体制内的稳定，换来的却是日复一日的单调和看不到尽头的晋升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