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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腐败问题，对于任何国家、社会都形同癌症。不遏制，必将危害政党、国家、社会的安全和稳定。近十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但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贪污腐败分子被揪出来。伟人毛主席对贪污腐败十分仇视，用雷霆手段反腐，震慑住了那些妖魔鬼怪。伟人毛主席对贪污腐败分子的重典，对我们现在的反腐败有着重大启示。

早在共产党的早期，伟人毛主席就对贪污腐败问题坚决说了！伟人毛主席把贪污腐败问题看的十分严重，伟人说：“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允许表现出了伟人毛主席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和坚决铲除贪污腐败行为的决心。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3个月后，中央临时政府就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廉政运动。当时担任瑞金县叶萍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伪造证件向白区国民党军倒卖物资谋利，杀害红军军医，犯下了重大罪行。伟人毛主席批示必须枪毙，谢步升成为伟人毛主席批示死刑的第一个贪污腐败分子， 震慑了其他有贪腐之心的人。

为了严历打击和遏制贪污腐化问题，1933年由伟人毛主席亲自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对贪污金额与应判刑罚做出了名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判死刑，贪污300~500元，处两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贪污100元以下者判半年强制劳动”。

《第26号训令》，是当时共产党反腐败反浪费的法律。有法必依，绝不含糊。在伟人毛主席的坚决态度下，又有几人因贪污腐化问题败露，被执行了死刑。他们是：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勾结反动分子、盗窃机密、私偷公章，贪污公款246.7元，企图逃跑。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红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等，合计折合大洋2000元。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应部报假账。以上三，均被伟人批准判处死刑。

在延安时期，曾出现一个身受87处枪伤，屡立战功，曾任延安贸易局副局长的肖玉壁。肖玉壁把共产党八路军的物资倒卖给国民党军队，自己从中贪污了3050大洋。在对肖玉壁量刑时，多人因其立多次战功为他讲情，此人被伟人毛主席批示后执行了枪毙。

新中国成立后，在部分高级干部中滋生了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出现了一些领导干部腐化问题。此风不刹，对党的执政必会产生恶劣影响。当时有人揭发举报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有巨大贪污行为。他们二人得知后不知悔改，竟扬言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不应该吗？”。

刘、张二人，都是有战功在身。但他们进城后丧失革命意志，居功自傲，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腐化堕落，勾结私商非法经营，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贷款等，贪污钱物合计(旧币)170亿元。华北局向伟人毛主席和党中央如实汇报了刘、张二人所犯罪行，伟人毛主席在批转报告中写道“……这件事给党中央、各中央局、省市区委提台了警告，必须严重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最后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了死刑。

伟人毛主席曾经说过：“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中央苏维埃瑞金、延安及建国初期的三次严厉惩处贪污腐败分子，刹住了三个阶段的贪污腐化风气。

综上所述：古人所说的“乱世须用重典”，这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针对贪污腐化，伟人毛主席三次用“重典”，有效遏制住了贪污腐化问题，有效地捍卫了共产党的威信，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80年代以后，“一切向钱看”滋生了资产阶级贪腐的坏风气，反腐败一直在进行中，但腐败问题屡禁不绝。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贪污腐化当成是人民的敌人。伟人毛主席对贪污腐化施以“重典”，对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具有伟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