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

1978年中央已经喊出“预备”，但在1980年福建仍未“起跑”，项南在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

1980 年冬季，厦门一份申请修建民用机场的请示文件呈报至北京，然而递交后不足一周便被退回。

军方给出的审核意见仅有简短一句：“此处属于对台前沿阵地，机场位置处于敌方火炮射程范围之内，不适宜进行建设。”

项南得知后，拍案而起怒道：“这么多年，我们还怕金门吗？”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福建和广东成为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后两年了，福建的各项工作仍然停滞不前，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

1978年，福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23位，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

然而，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还没有推行，党的华侨政策，对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一些福建籍爱国华侨给中央写信，呼吁派有改革魄力的领导干部来主持福建工作。

为了给福建选出一位新的当家人，胡耀邦把他十分熟悉并了解的项南推荐给了邓小平。

主政福建伊始，项南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勇闯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一条爱改革开放的血路。

1980年年底至1986年年初，福建从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有许多事业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

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通他父亲一样，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项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抗日剧团团长，苏北抗日根据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江淮区委党委干部学校校长等职位。

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工作委员会书记，1955年，项南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之后，项南一直出任农机机械部办公厅副主任，农机局局长，一直到197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致信中组部，恢复了项南的名誉，担任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时年62岁的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福建期间，项南高瞻远瞩，勤政爱民，胸怀开阔，光明磊落，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福建的改革开放费劲了心血。

他推动农村改革，实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他提倡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他大念“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他“松绑放权”推动城市企业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因为强调福建是国防前线，没有一个大项目在福建建设，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平均每人才有七分田，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在全国的排名都靠后。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党中央让福建走在全国前列的重托？如何回报福建人民的期望？项南因此提出了“以智取胜”的战略。

1981年4月底，项南又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机场只能停中小飞机，而厦门无民用机场。

从福州到厦门，汽车甚至要走一天，通讯就更加糟糕，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都没有接通，怒而离开。

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

项南听后，拍案而起说道：“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

军方一听，便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央无法给钱，当时项南找到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李先念说：“修机场我赞成”，但他还幽默地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项南回忆他来福建时，中央领导同志曾对他说，特区特在哪里，就是特在国家不给一分钱，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

万般无奈下，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了2200万美元修机场。

为此，1984年，项南陪同邓小平和王震到东渡视察时，项南抓住这个时机，向邓小平汇报说：“厦门在基础设施方面，除了这个港口外，我们还准备修建厦门国际机场，向科威特争取到了低息借款。”

邓小平听闻相关举措后，当即赞许有加，说道：“利用外国低息贷款搞建设，这是创新之举，这个办法好得很！”

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新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项南是践行艰苦奋斗、坚守清正廉洁的典范。他在接待客人时从不设宴铺张，也从不随意赴宴应酬。

曾有一位东南亚的老友赠予项南一支钢笔，他婉言谢绝道：“我若收了你这支笔或许不算什么，但有两千多万群众都在看着我呢！”

项南的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从不搞特殊化，对子女也要求严格，不允许任何人打着自己的名誉谋取私利，项南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分别在北京以及其他东方功罪，有记者问他有没有子女在外国留学的。

项南说：“一个也没有，老大因他所学的专业为单位看中而选上出国，他回家和我商量去不去，我说不要去了，他问什么道理，我说因为我是你的爸爸，这一条就是道理。”

难怪有人说项南是两袖清风，清风两袖，1987年，项南退居二线以后，仍然积极投身于扶贫济困，职业教育和老区建设事业。

项南对福建有着深厚的感情，1991年10月，项南离开福建5年后回到福建，路过晋江时，他被人认出，许多闻询而来的群众围上来，鼓掌欢迎，大声喊道：“项书记，你好！项书记，我们忘不了您！”

项南看到此情此景，眼眶不由地湿润，1997年11月10日，项南病逝，引发了社会各界以及海外无数哀悼者的深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