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不管制与中国科技产业崛起|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政府|科技产业

两月前在中大听过一场讲座，嘉宾是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商学院的刘立之老师，给我诸多启发。她带着新著《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商的政治经济学》来中国十余所高校做分享，与中国平台经济的研究者探讨中国电商崛起的时代密码。

刘立之提出了“建制外包”这样一个充满洞见的核心概念，她认为2000年之后的电商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制度缺位，监管能力有限的问题，但政府没有选择一关了之，而是通过默许或合同，将部分政经和社会职能外包给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监管中介”（Private Regulatory Intermediaries）。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平台成为制度建设的主力，而政府的默许与支持构成关键的政治背景。

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对上述概念的生活化理解应该不难，所以不再赘述。而在建制外包这个概念之外，我认为她提到的另一个相关概念更有意思，即“战略性不管制（Strategic Non-Regulation）”，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建制外包过程中的政府态度/行为描绘。

在中国，存在一个与“战略性不管制”相呼应的现实政治表达，是2018年9月李合肥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座谈会上提出的“包容审慎监管”。两个概念的内涵几无二致，都指政府面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时，不要一棍子打死，在不挑战安全底线的情况下，应该给予更大的探索发展空间。

有意思的是，9月11日李合肥前脚刚提出包容审慎监管，9月12日吴小平就提出了“私营经济退场论”，作为回应，9月13日《经济日报》在时评版头条就刊发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文章，可见官方反应之迅速。而在当年11月1日，为了表明态度，高层更是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回到包容审慎监管这个提法，这并不是领导人富有前瞻性的表态，恰恰是一种事后经验的归纳。无论是长期来以对电商发展的鼓励，还是在运营商和微信之间力挺微信力挺，以及选择支持滴滴发展而不是保护城市出租车利益集团，这些行为表明在2020年之前，高层的“包容审慎监管”态度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笔者在听完讲座后就认为，刘立之在新著中对电商崛起的看法，其实可以应用在整个新经济发展的分析上。

不过，上周末在读到江小涓教授的学术自传后，笔者才发现上述判断还是过于“保守”了，所谓“战略性不管制”其实可以理解为内置在改开进程中的一项“传统”。

江小涓虽然没有提及“战略性不管制”或“包容审慎监管”这样的概念，但她在事实上总结出了出现“战略性不管制”决策所依赖的诸多前提条件，反之，一旦某个条件不存在了，战略性管制就会占领政策舞台。

书的第三章提到了一个案例，1978年之后迅速崛起了一批制造电风扇的乡镇企业，并造成了“低水平”竞争格局。1982年，轻工业部组织专家研究并下发控制电风扇行业盲目发展的文件，文件中甚至规定了哪一些企业可以生产，哪一些企业应该停车。然而，讽刺的是，到了1985年，中国电风扇生产企业四强中，有三家都是未经批准的“违规”自行建设企业。

读到这里时，笔者也想起另一个案例，即2000年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一度圈定了一批重点扶植企业名单，打算支持他们尽快进入世界500强。结果，若干年之后，名单上的企业没有一家晋级500强之列，反而，腾讯、比亚迪、顺丰等不在名单中的公司，给深圳长了脸。

当然，仔细对比上面两个案例，还是有所差异的，前一个是强制监管，后一个是大力扶植，但类似点在于，政府对企业，对市场的判断充满弹性，会贴合市场发展去制订最新的政策，而不是陷入教条主义，或赶尽杀绝，或无脑补贴。

在书的第五章，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对政府决策的感悟进行了“学术化”归纳，也就是构成“战略性不管制”的几个前置条件。

首先，重视“试点”本身是改开以来的重要经验和办法。从早期的农村承包制，到建立经济特区，再到2020年前对新经济的监管态度，高层其实对基层、地方、一线的态度一直都比较包容，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战略性不管制的执政原则，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传统。

其次，江表示，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笔者认为，学者意见是一方面，但官员与学者的互动本身可能更加重要。

书中提到了2009年前后中组部和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组织高级干部培训班的情况。笔者认为，当时官员们在国内外的考察与交流中，不仅大大拓展了视野，同时也将一线执政的经验与学者的理论研究做了很好的对话，大有形成一个公共政策的“决策共同体”的架势。

要知道，从80年代到本世纪前20年，中国公共政策界的主流观点深受欧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后者主张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学界和频密与学界互动的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去放权，避免过多的管制。李合肥执掌经济大权时，曾力推“放管服”，也是这一政策思路的体现。

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管制还是不管制，高层的意愿和意志几乎是压倒一切的。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当学者们还在讨论环保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时，高层定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争议戛然而止。

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尤其是面对新兴产业和技术，但以后见之明来看，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战略性不管制在高层决策中占据了相当分量，国家在有干预能力的前提下选择不管制，从而发展出了从纺织业、白色家电、手机，再到互联网、新能源等一波又一波的新兴产业。

就连芯片也是一样，当芯片大基金的头头脑脑集体进班房后，这个产业反而迸发出了一定的活力。

可以说，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是在战略性不管制的背景下实现的。当然，公允来说，政府的介入并非都是负面的，而是必要的，只不过其中的尺度非常难把握，正如江著中提到的，“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今日的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地方政府的诸多支持”。

正向来看，政府介入的过程多数是不断调整的，就像深圳市看到自己圈定的名单根本带不动时，果断选择了支持市场中崛起的其他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