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司马小官

1978年的冬天，内蒙古的寒风刀子似的刮在脸上。我裹着单薄的棉衣，站在营房门口，望着几个城里来的战友背着背包，兴高采烈地登上那辆送他们去火车站的解放牌大卡车。两年，仅仅两年，他们的服役期就满了，回去就能端上“铁饭碗”。卡车卷起一阵呛人的尘土开远了，我嘴里发苦，心里却空落落的像被挖走了一块——在我们这个步兵师，农村来的兵，谁心里不揣着本明白账？两年？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三年是起码，四年五年寻常事，连那些挂着六个年头“光荣”服役期的老班长，也大有人在。

我们农村兵私下里早就嚼烂了这苦涩的“规矩”：想熬成志愿兵，想提干，想跳出农门换个活法，除了拼命干、死命熬，别无他途。那“两年义务兵”的说法，更像是一块看得见却永远够不着的糖。至于探亲假？更是天边的云彩。明文规定，义务兵，除非家里塌了天、死了人，否则根本没资格想！熬到第三年头上，才终于有资格申请那张薄薄的通行证——连上来回路程，抠抠搜搜一共21天。

连队里那些服役四五年、胡子拉碴的老兵油子，是我们这群新兵蛋子偷偷仰望的对象。记得刚下连不久，一次晚饭后，我跟着班长去服务社买烟，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一个黑黢黢的老兵，正捏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凑在灯泡底下使劲地瞧。照片上是个两三岁的娃娃，咧着嘴傻笑。班长捅捅我，低声说：“瞧见没？四班长，当兵第五个年头了，儿子出生到现在，还没抱过一回。”那老兵似有所觉，慌忙把照片揣进里兜，动作快得像被火烫着。那瞬间他脸上闪过的窘迫和深不见底的思念，像根冰冷的针，狠狠扎进了我心里。我默默攥紧了口袋里那个记着离家天数的烟盒纸片，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正”字，像一张巨大的、无声的网。

日子在枯燥的队列、冰冷的枪械、无休止的战术演练中，一天天被拉长、碾碎。终于，日历撕到了我入伍的第三个年头。一个训练归来的傍晚，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他手里捏着一张纸，表情有点复杂：“你的探亲报告，批了。”他顿了一下，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路上…抓紧点时间。”那眼神里似乎藏着点别的什么，沉甸甸的。然而被狂喜冲昏头脑的我，哪还顾得上细想？只记得心脏擂鼓般狂跳，耳朵里嗡嗡作响，指导员后面的话都成了模糊的背景音。批了！整整三年啊！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回排房，胡乱往那个磨破了边角的黄挎包里塞着东西，手抖得几次拉不上拉链。当晚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家里那低矮的土坯房、灶膛里跳动的火光，还有母亲在昏暗油灯下纳鞋底时微微佝偻的身影。

回家！这两个字像滚烫的烙铁，灼烧着每一根神经。

通往家乡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摇晃着，慢得令人心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汗味、劣质烟草味、还有不知谁带的咸鱼干味，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我蜷在过道里，背靠着冰冷的车厢壁，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光秃秃的北方原野。时间像凝固的铅块，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中缓慢爬行。离家越近，心里那份积压了三年的思念，反而像野草一样疯长、缠绕，勒得人喘不过气。邻座一位好心的大娘，看我嘴唇干裂，递过来一个熟鸡蛋：“娃，饿了吧？看你这兵当的，遭罪啊。”我勉强挤出个笑，摇摇头，喉咙堵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家，就在前方了，可这最后一段路，却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火车在傍晚时分，终于喘着粗气停靠在一个简陋的、连站台都没有的乡村小站。我几乎是第一个跳下车厢，脚踩在故乡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来不及掸去满身的煤灰，我迈开大步，沿着那条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了的乡间土路，朝着那个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小村庄狂奔。暮色四合，炊烟在远处稀稀拉拉地升起，空气里弥漫着柴草燃烧的、让人鼻子发酸的熟悉气味。近了，更近了！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模糊的轮廓在望，我家那低矮的院墙也隐隐可见了！我几乎是撞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院门，激动地大喊了一声：“娘！爹！我回来了！”

院子里很静。灶房透出昏黄的光亮。一个瘦小的身影闻声，慢慢地从灶房里挪了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烧火棍。是我娘！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和哽咽：“娘！是我啊！儿回来了！”

昏暗中，母亲抬起浑浊的眼睛，努力地看向我。那目光，带着一种令我瞬间全身冰凉的陌生和茫然。她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像刀刻上去的一样。她眯着眼，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我这个穿着军装、满身尘土、比她记忆中高大了许多的身影，嘴唇哆嗦着，张了又合，合了又张，似乎在努力辨认，又似乎完全无法将眼前这个高大的军人，与三年前那个离家时还带着几分稚气的儿子重叠在一起。过了好半晌，一个微弱、迟疑、带着巨大不确定的声音才从那干瘪的唇间艰难地挤出来，像一根针，猛地扎穿了我那颗滚烫的心：

“你…你是…哪个啊？”

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灶膛里柴火“噼啪”爆裂的声音格外刺耳。我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浑身的血似乎都冲到了头顶，又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千山万水的跋涉，一千多个日夜蚀骨的思念，无数遍在心底排练的重逢场景…所有的期待和狂喜，都在母亲这句陌生而茫然的询问里，被击得粉碎。那瞬间，巨大的委屈和心酸排山倒海般涌上来，喉咙里堵得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眼眶瞬间滚烫。

这三年，究竟有多长？长得足以让母亲忘记她日思夜想的儿子的模样！

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自我离家后，母亲的眼睛就一日不如一日。地里的活儿、家里的担子、还有那份望眼欲穿却迟迟不见儿归的焦灼，无声无息地磨损着她的身体和记忆。她常常坐在门槛上，对着村口的方向，一坐就是大半天。她念叨我的小名，翻看我仅有的几张穿着肥大新军装的照片，却越来越难以将照片上那个模糊的影子，和远方那个活生生的儿子联系起来。那份深沉的思念，最终竟成了阻隔她认出儿子的厚厚屏障。

那21天的探亲假，短暂得像指缝里漏下的沙。我在母亲身边小心翼翼地陪伴，笨拙地做着力所能及的家务，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大声和她说话，试图将那些丢失的时光重新刻进她的记忆里。临归队的前夜，母亲摸索着，把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几个煮鸡蛋，还有一小包炒得喷香的花生米，硬塞进我的黄挎包。昏黄的油灯下，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那双浑浊的眼睛似乎清明了一瞬，她终于清晰地、带着无限不舍地唤出了我的小名：“儿啊…路上…吃…下回…早些回…”那一刻，我强忍了多日的泪水，终于汹涌而出。

火车再次“哐当哐当”地驶向寒冷的北方军营。我靠着冰冷的车窗，怀里紧紧抱着那个尚有母亲体温的小布包。窗外是无边无际的沉沉黑夜。我摩挲着挎包里那几颗坚硬的鸡蛋和花生米，它们沉甸甸的，像无数颗无法归家的心。探亲假结束了，但服役的路，还远没有尽头。我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更多的三年、四年，甚至更久。如同千千万万沉默扎根在边关哨所、塞外荒原的农村兵一样，我们的根扎在贫瘠的乡土里，我们的脊梁却要撑起这万里山河的界碑。那些被制度碾碎的青春，那些被距离模糊的亲情，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思念，都化作了边关冷月下无声的忠诚。

（经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