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苏州游记的思想内涵与其文化心态的蜕变

文/马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昕编审

摘 要 ：在袁宏道的散文作品中，《锦帆集》所收录的十余篇描写苏州地区风物民情的游记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袁宏道在这些游记中不仅揭示了其在吴县担任知县前后对官场事务的抵触心理，凸显了山水与仕途的矛盾关系，还呈现了其在从众与独处之间的抉择，这背后潜藏着雅俗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从袁宏道后来对这十余篇苏州游记的修改中，还可以看到其文化心态的蜕变：一方面是对官场政务负担的持续抱怨，另一方面则是对世俗文化的逐渐接纳，呈现出更具包容性、矛盾性与融合性的心态特征。据此，可对晚明性灵文学与市民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重新评估。

关键词 ：袁宏道；山水游记；苏州；市民文化

引言

袁宏道是晚明小品散文的代表作家，其散文作品主要包括尺牍、游记、杂著三个基本类型，其中游记作品存世者共计80余篇（不同版本的篇目分合略有不同），在其全集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游记收录于袁宏道多个时期的五种编年小集中，即《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和《华嵩游草》。早年在苏州所作并收入《锦帆集》的十余篇游记在其中最富特色。袁中道编刻《袁中郎先生全集》时，索性将这些在苏州、太湖一带游览所作的游记冠以《吴游记》这一统称，体例与袁宏道其他时段所作的游记有所不同。袁中道对袁宏道的思想境界一向有十分深切的体会，他也参与了袁宏道在吴越一带的游览，因此他对这批苏州游记的特别表彰，也能体现出袁宏道本人的部分意图。这就使袁宏道的苏州游记成为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选题。

事实上，在袁宏道一生中，苏州一带的游览经历确实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由此可一窥其思想世界中的两个重要面向，即对入仕为官的态度与对世俗文化的看法。对于前者而言，吴县知县的经历是袁宏道一生中对官场生活体验最为深刻的阶段，他的诸多诗文作品都围绕这段经历展开，甚至还将其辞任吴县知县的奏牍结集为《去吴七牍》一书；对于后者而言，苏州是晚明时期世俗文化发展最为充分的地区，袁宏道在苏州遭遇了与世俗文化最为激烈的碰撞，因此其在苏州所作的游记对此有十分具体的呈现。本文前两节分别论述以上这两个面向，第三节则通过对袁宏道诗文集两个版本系统的比较，进一步证明袁宏道本人在这两重面向上存在明确的创作意图。我们借此可梳理出袁宏道在传统士大夫文化与新兴市民文化的碰撞中完成文化心态蜕变的线索。

▲袁宏道（1568—1610）

一、山水与仕途的矛盾关系

袁宏道有大量诗文作品表现过对仕途的厌倦情绪，但实际上，自其万历十九年（1591）中进士后，有一半时间都在入仕的状态中。其为官经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进士及第后，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选授吴县知县，次年赴任后仅在职一年便辞官求隐，万历二十五年（1597）正式卸任；二是在经历了短暂的游历后，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入京候选，先后担任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仪制司主事等闲散官职，又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再次归隐；三是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上京补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吏部验封司郎中等职，万历三十八年（1610）再度南归公安，不久便病逝。

袁宏道在这三仕三隐的过程中，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在整体上对官场生活兴趣不大，但随着阅历的累积与官位的提升，他对官员身份的接受程度逐渐增强，与传统士大夫那种入世进取的人生追求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和解。例如其第二次为官过程中，所任多为闲职，反倒使袁宏道有机会在京城享受闲适、安逸的生活，也因此得以饱览京城周边景色，写出像《满井游记》这样的名篇。他第三次入仕后，开始在吏部担任一些握有实权的职位，因此有所奋进，推进了一些改革事项，表现出官员应有的责任感和担当。相比之下，唯有第一次在吴县担任知县的体验极其糟糕。首先是中进士后只能选授知县之职，使他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其次是吴县人口稠密、事务繁杂，工作强度很大，使他疲于应付、心力交瘁；最后是当地豪绅对他也百般施压，使他受了不少委屈。结果仅仅任职数月，就开始患病，连续七次上书请求辞官。经过数月的上书陈情，终于辞官成功，自此他便如归林之鸟，从繁重的案牍工作中解脱出来。但他并没有马上离开苏州，而是在此地继续盘桓了一段时间。《锦帆集》所收录的诗文作品，就作于万历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595—1597）在吴期间。其任职时的焦灼与解职后的雀跃，在这个并不算长的时段内形成极大的反差，成为其人生中最为深刻的记忆。这也导致袁宏道对仕隐问题有了深刻的思考，而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其苏州游记中。

▲《锦帆集》（明万历间曹子念校刊本）

袁宏道到苏州上任后，首先感受到的困难就是工作任务繁重，这在他的各类诗文中都有体现。例如万历二十三年初入职时，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这样繁重的工作，将袁宏道与苏州的山水美景、市井繁华隔绝开来，仿佛天下人都可在苏州寻求到游观之乐，独有他这位知县与这些热闹无关。简而言之，就是这副官身限制了袁宏道享受游赏山水之乐。正如他在写给兰泽、云泽两位堂叔父的尺牍中所说：“金阊自繁华，令自苦耳。何也？画船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异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观，非令观也。酒坛诗社，朱门紫陌，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此自游客之乐，非令乐也。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然则苏何有于令，令何关于苏哉？”

以上这些情绪在其苏州游记中有着形象的表达。袁宏道时常在游记中表示，公务缠身使他错过了很多游览山水胜景的机会；而只有暂时忘却官身，才能偶尔获得游赏山水的快乐。例如《横山》一文写道：

横山去城十里而遥。《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横，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临太湖，势若箕踞也。余以勘灾过山下，草草登临，未及领略。嗟夫，往日绿畴，今为白浪，方与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缓带，作人间风雅事乎？即此一节，俗吏之苦甚矣。

文中提到的“勘灾”一事，指的是万历二十三年夏秋之际，苏州发生水灾，袁宏道为勘察灾情，在苏州、太湖一带游历。他经过苏州城西的名胜横山时，因忙于处理公务，无暇领略横山美景，“作人间风雅事”，由此发出“俗吏之苦”的感慨。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经过苏州西郊天平山时，《天平》一文写道：

天平山以白乐天显。山腹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吴邑志》云：“天平在吴中，最为崒，多奇石，山半白云泉，亦为吴中第一水。”苏舜钦有诗云：“清溪至峰前，仰视势飞舞。伟石如长人，聚立欲言语。石窦落玉泉，泠泠四时雨。”吴人至今称之。闻方春时，游舟甚盛，箫管绮罗，与上方诸山等。余过天平时，天已垂黑，驻足未定，山下水灾状子雪片飞来，余不知山为何物矣。

文章先援引白居易游览天平山的典故、《吴邑志》对天平山景色的记载以及苏舜钦描写天平山的诗句，又提及此地游人之多、游观之盛。这段文字充分地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使人好奇袁宏道此番游览会有何见闻。然而笔意突转，文章末尾却说自己并无机会亲身登临观景，除了天色已晚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山下水灾状子雪片飞来”，最终竟不知天平山为何物。这句自嘲实则想表达的，还是官场政务对他赏景造成的妨碍。

此次勘灾过程中，袁宏道还经过太湖中的洞庭东山，《东洞庭》一文记载了途中情状：

苏人好游，自其一癖，然游洞庭者绝少。虽骚人逸士，有白首未见太湖者。余以簿书钱谷之人，乍抛牛马，暂友麋鹿，乐何可言。徘徊顾视，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长矣。

洞庭东山位于苏州城西南，但苏州当地文人却有“白首未见太湖者”。相比于他们，袁宏道窃喜于自己虽终日埋首于“簿书钱谷”等县令政务，却能偶获闲暇，得观太湖美景。按照他的逻辑，只有暂且抛弃政务，才能与美景相伴。此文虽表达了酣畅游玩之乐，但也仅是沉闷官场生活中的片刻愉悦而已。

▲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繁重的公务和由此造成的郁闷心情，最终摧毁了袁宏道的身体，使他“郁火焚心，渐至伤脾，药石强投，饮食顿减……旬日之内，呕血数升，头眩骨痛，表里俱伤……精血耗损，瘦骨如戟”，这些都使他错过了一次次游山玩水的机会。《楞伽》一文中写道：

余往过山下，正值纷厖之时，奇石幽峦，拔起云际，寓目即归，未暇登览。归来与江进之约，欲以春和时往，而病寻作，乞骸去矣。名山胜水，信亦有缘哉！

此文主要是袁宏道辞官之后的回忆。所谓“纷厖之时”，正是他担任知县之初最为焦头烂额的时候，因受纷繁政务所累，对楞伽山无暇登览，只能与好友江盈科约定春天再来弥补遗憾。但没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就开始生病，再无机会重游楞伽。可见游览名山胜水是要靠缘分的，断绝这缘分的，一是繁杂的公务，二是突然到来的病情，而病情又是由繁杂的公务所导致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俗吏之苦”。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开始，袁宏道多次上书陈情，先是谋求解职，后改请调任教职，但都未得应允。他在闭门两个月后，只能在百般无奈之下再次视事。《阴澄湖》一文回忆了他重新视事后的一件小事：

丙申六月，与顾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挥麈高谈，不知身之为吏也。少顷，邮者报台使者至宝带桥，客主仓惶，未能成礼而别。

“丙申六月”正是袁宏道重新视事之初，也是他在苏州任上最为烦闷之时，“尚欲乞归，无人能为地者”。这次阴澄湖之行，是他在繁忙官任中难得的休闲机会。他也在“披襟解带”、畅享游冶之乐时，恍然“不知身之为吏”。换句话说，只有暂且忘却自己的官员身份，才能将心情真正融入自然美景之中。可就在这时，却听人通报，巡按御史前来巡视苏州地方工作，已经行至苏州城外的宝带桥。袁宏道等人也顾不得什么城头山色，只能仓惶回城，准备接待上官。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在于，山水所提供的片刻愉悦如同幻影，官场生活的狼狈与无奈才是现实的模样。幻影与现实，在一瞬之间完成交替，其间的反差也因此彰显无遗。

这种反差还体现在《虎丘》一文中，这是袁宏道的散文名篇，学者们解读这篇文章时，往往直接将其与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思想建立起联系，这一思路虽然没有大错，但仍有隔靴搔痒之憾。 诚然，袁宏道的性灵文学思想确实是形成于吴县任职期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名言就出现于他在此时为袁中道诗集所作的序文。 但从文体界分的角度来看，这一主张是对诗歌创作方法的理论界定，是对明代复古诗学的直接回应，与诗学话语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未必会直接体现在游记写作中。 对于袁宏道的诗文作品，我们也不能处处都以“性灵”二字作空泛的阐释，还是要深入到作品特有的精神内涵中。

《虎丘》一文的主体部分描述了中秋之夜苏州市民在虎丘山上千人竞歌的景象，此段描写生动刻画了苏州本地的风土民情，也颇具浪漫与美感，这也是此文经典化的主要原因。但我们不可忽视其结尾处的一段描述：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册之七》（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袁宏道在苏州做官两年，其间曾六次登上虎丘，最后一次就是在万历二十四年的中秋之夜。他与时任长洲知县的江盈科同游，行至生公石上，原本还在为游人献艺的“歌者”一听说县令前来，全都回避。原本要与民同乐的袁宏道发出感慨，觉得是自己的官员身份破坏了虎丘之美、歌咏之兴，并许诺解职之后一定要再到生公石上赏月，以弥补当日的遗憾。这里其实写了一实一虚两个情景：所谓实，是写其因官员身份而大煞风景、败坏雅兴；所谓虚，是想象自己卸去官身之后得以畅享听曲之乐。这实与虚的对比，也形成了现实与幻影之间的反差。

以上讨论的都是官身之有无对山水游赏的影响，与此相反的则是山水对仕途的影响，亦即山水游览对于官场所累积的身心痛苦具有疗愈作用。《天池》一文中说：“才至山腰，屏山献青，画峦滴翠，两年尘土面目，为之洗尽。”以山水洗官身，可谓妙绝的想法。要想深切理解这段话的内涵，须首先了解《天池》一文的写作背景——“天池山讼案”。天池山又称花山，位于苏州西南三十里，与天平山、灵岩山一脉相连。因半山坳中有天池，故而得名。这里美妙绝伦的景致不仅吸引了游客，也使一些苏州本地的乡绅对其土地产生觊觎之心。晚明时期苏州著名隐士赵宧光（字凡夫）就在天池山与人争夺“宝地”，发生了讼案。沈维藩在《袁宏道年谱》中对此事有所考证，认为袁宏道作为吴县知县，没有支持赵宧光的诉求，结果被赵诋毁。最终在“当路者”的干预之下，宝地还是被赵据为己有。此事一个月之后，袁宏道便开始上疏乞休。袁中道作为袁宏道的至亲之人，理应了解一些内情，他认为正是天池山讼案使袁宏道“意见与当路相左，郁郁不乐，遂闭门有拂衣之志”。《天池》文中又云：“余时以勘地而往，无暇得造峰顶，至今为恨。”显然是回忆的口吻，可见此文写作时间应在天池山讼案了结且袁宏道萌生退意之后。再联系前引所谓“两年尘土面目”，而袁宏道是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到吴县知县任上，要想说是“两年”，至少也要在万历二十四年四月之后，也可知袁宏道写作此文是在其决意解职之后。根据以上的考证，我们知道：袁宏道所说的“两年尘土面目，为之洗尽”，不是对官场生活之艰辛的泛泛而谈，其中包含了他在天池山讼案中所遭受的内心屈辱。而能疗救其疲惫身心的良方，正是山水美景。

▲沈周《吴门十二景图册·天池山》（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关于山水与仕途之不相宜，袁宏道除了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得深切的体会，还善于在苏州当地民风中获得体悟，从而将个人的体会上升到世风民俗的层面上。《岝㟧》一文云：

形家言此山与胥门相直，甚不利于郡城，诸门皆有水关浮梁，而胥独无，以此。闻往时有违众作桥者，桥成，郡中士大夫废放略尽，遂相率毁桥。今吴一时大老去者纷纷，数年以来，登贤书者减于往额，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论者乃复委罪于门外石坊矣。

有方士根据岝㟧山与苏州城门胥门之间的位置关系，断定此山对苏州风水不利。因此，苏州其余城门都建有水关浮桥，唯独胥门不设浮桥，就是为了消解岝㟧山对苏州城的冲突作用。曾有人不信这个邪，力排众议要在胥门建浮桥，没想到桥刚一建成，苏州士人的官运就急转直下，人们便归罪于这座浮桥，将其拆毁了。甚至苏州士子科举受挫、苏州籍高官遭遇贬谪，都被苏州人联系到这一风水问题上来。袁宏道对于此事倒是未置可否，但这样的传闻自然也加强了山水与仕途之间的对立关系。士大夫官运不济，竟也要赖到山水头上，这样庸俗无聊的想法，就缘于当地人对仕途官运的重视远远强于对山水美景的热爱。

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如此充分表现山水与仕途之尴尬关系的文章，基本集中出现在苏州时期的游记中。这类表述在袁宏道后续的游记作品中，几乎没有再出现过。所以，对仕隐问题的讨论，对山水与仕途矛盾关系的揭示以及对官场生活状态的反思，可视作袁宏道苏州游记的一大特色。

其实，袁宏道在苏州所作的诗和其他体裁文章中，也密集地表达过其对官场生活的厌恶。游记则在官场之外理所当然地设置了山水这一对照物，使二者的矛盾更加具象化与激烈化。事实上，中国古代散文的诸多体裁中，山水游记恰恰是对仕隐矛盾与为官态度问题讨论得比较集中的一种。但问题是，苏州这一地理坐标，到底蕴含着何种更为深刻的意义？为什么袁宏道表达官场态度的游记集中在苏州地区？苏州游记相比袁宏道在其他地区所作游记，要呈现出哪些特殊的面貌？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山水与仕途的关系引向另一个层面——市民阶层的崛起与雅俗文化的碰撞。

二、从众与独处的抉择以及雅俗文化的碰撞

袁宏道在思考山水与仕途关系的同时，还在其苏州游记中开启了另一个话题，即对从众与独处的抉择。山水游记的主题自然是游览，而游览地点与相应的状态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人迹罕至的山林秘境，此种地点适合独游，最多是与三五好友、若干幕客同行，在此状态中，景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二是游人如织的热门名胜，此种地点少不了摩肩接踵、挥汗成雨的景象，在此状态中，景色与游人平分权重。自柳宗元创作“永州八记”以来，游记逐渐成为独立而成熟的散文文体，文人游览的地点长期以前一类型为主。要么是游览一些当时尚不知名的景点，甚至连个正经地名都没有，例如柳宗元笔下的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石渠、石涧、小石城山等；要么是游览地点虽有一定名气，甚至还有一定文化积淀，但并无太多游客前往，文人的游览状态仍然比较清静，例如王安石笔下的褒禅山。即便是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描述的“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游人如织、挥汗成雨的地步。

▲文徵明小楷墨迹《醉翁亭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真正改变这一游览状态的因素，是明代晚期江南地区以苏州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相继崛起，市民队伍得到壮大，市民旅游形态亦随之而兴起，开始与文人游览形态共存。市民阶层的游览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周边的著名景点，“明清时南京的秦淮河、栖霞山、清凉山，北京的什刹海、西山，苏州的虎丘、太湖，杭州的西湖和扬州的瘦西湖等地，均成为市民的旅游胜地”。其中苏州更是明代中晚期的工商业重镇，自然也成为这一市民文化潮流的核心地带。黄省曾在《吴风录》中记载：“至今吴中士夫画船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与数量众多的市民阶层，终于站在了同一个游览场景中。这也为山水游记的写作带来新的变化。明代中晚期一些著名文人的游记作品，开始将视角转向虎丘、西湖、秦淮河等市民游客聚集之处。

对于袁宏道来说，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间在苏州的生活经历，给他带来与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在苏州游记中经常写到游人如织的景象，但相比起来，他更倾向于那些人迹罕至的胜地。这一态度在《上方》一文中有集中的表达：

大约上方比诸山为高，而虎丘独卑。高者四顾皆伏，无复波澜；卑者远翠稠叠，为屏为障，千山万壑，与平原旷野相发挥，所以入目尤易。夫两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趋舍若此，岂非标孤者难信，入俗者易谐哉？余尝谓上方山胜，虎丘以他山胜。虎丘如冶女艳妆，掩映帘箔；上方如披褐道士，丰神特秀。

这篇文章虽名为《上方》，却句句将上方山与虎丘作比较，认为虎丘山势低矮，又有丛林掩映，可为屏障，与平原旷野相互映衬，因此其景色更容易被人欣赏到，即所谓“入目尤易”。而上方山相比其周边群山，山势尤其高耸，毫无波澜起伏之状，山高便不易登临，因此其景色多不为人所识。如果说上方山是靠自身取胜，那么虎丘就是靠其他诸山的映衬取胜。虎丘更易“入俗”，因此游人如织；上方则如同“标孤者”，难以吸引到游客。袁宏道还打了个比方，将两座山的特质人格化：虎丘如同冶女盛妆，上方则如同“披褐道士，丰神特秀”。从这番描述中，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袁宏道的褒贬倾向：他对市民游客趋之若鹜的虎丘不甚青睐，其背后指向的是市民阶层所代表的世俗文化；而将游人罕至的上方山比作“披褐道士”，背后指向的则是传统士大夫阶层更显高雅的审美喜好。在俗和雅中，他更倾向于后者。

▲沈周《吴门十二景图册·上方山》（广州艺术博物馆藏）

而俗和雅的外在表征，就是从众与独处。我们再看《虎丘》一文中的经典片段：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文章首先描写了虎丘游人密集的场面，其中“衣冠士女”的打扮正符合《上方》一文中“冶女艳妆，掩映帘箔”的描述。文章的高潮描摹了中秋之夜游人竞歌联唱的场景。“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千百人同场高歌，虽可称为盛况，却啁哳喧闹，毫无美感可言；但参与竞歌的人数很快就开始骤降，先由千百人减少到数十人，到“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之时，“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此时仅余三四辈，人数大幅减少；直到最后，只剩“一人缓板而歌”，“清声亮彻，听者魂销”；而至夜深之时，则“箫板亦不复用”，唯有“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纯以肉嗓人声打动听众，使“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袁宏道对这种独唱的形式情有独钟，背后实则暗藏了十分深刻的意涵：独往独来的缓板而歌胜过百人千人的众声喧哗。这层意涵进而便可引申出这样一层意思：在审美问题上，独处优于从众。而独处与从众的背后，其实还是雅与俗的对立。《虎丘》靠描述歌唱者人数多寡的变化来凸显艺术水准的差别，其实是借用了宋玉《对楚王问》的创意。作为湖北公安人的袁宏道，在其早期作品中经常使用屈原、楚狂接舆、楚人失弓一类与楚人有关的典故，《虎丘》一文也属此例。在《对楚王问》中，楚襄王质疑宋玉言行举止不为“士民众庶”所容，宋玉便解释道：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宋玉《对楚王问》

在宋玉看来，那些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士大夫的孤高品格。孰为下里巴人，孰为阳春白雪，恰可从人数多寡的变化中一窥究竟。

袁宏道还将独游的喜好发展为对美景提出的要求，即更倾向于那些幽僻闲静、人迹罕至的景点，即便是荒凉残败之景，在他眼中也可入画。例如《西洞庭》一文写道：

余居山凡两日，篮舆行绿树中，碧萝垂幄，苍枝掩径，坐则青山列屏，立则湖水献玉。一峦一壑，可列名山，败址残石，堪入图画。天下之观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桥如房中单条画，飞来峰盆景耳。”

太湖自古以来就是游人甚多的著名景点，湖中岛屿西洞庭山更为太湖名胜之翘楚。在此名山范围内，亦非处处都有游人光顾，有些地方只有些“败址残石”而已，但袁宏道仍觉得此情此景“堪入图画”。之所以有如此眼光，陶望龄为他做了很好的解释，即与洞庭西山（又称“包山”）相比，西湖的境界就小多了，西湖名胜六桥、飞来峰也都变得不值一提。境界的阔大与渺小，并不完全与体量和面积有关，还与这里的游人密度有关。那些人迹罕至之地，自然景物充斥整个视野，画幅之中多了些山川草木无言的静谧，少了些市井游人热闹的穿行，自然会使景物境界更加空旷、开阔。

不过，袁宏道对“败址残石”的喜好并不绝对，他有时对荒凉偏僻的景色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例如他在《东洞庭》一文中写道：

诸草木果品皆同，独东山民倍饶裕耳。所可恨者，民竞刀锥，俗鲜风雅，虽有奇峰峭壁，曾无一亭一阁跨踞石上。每置酒提壶，则盘坐荒草中，亦无方丈之榭，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凉如鬼室。两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

他看到洞庭东山缺少亭台楼榭可供休憩、宴饮，无法满足士大夫对“风雅”的追求，责怪此地民风庸俗不堪。其实，同样是面对荒凉的景色，在洞庭西山感慨“败址残石”皆可入画，在洞庭东山却说“盘坐荒草中”有失风雅。可知袁宏道对荒僻之景未必有一以贯之的喜好，他只是希望亭台楼榭这种能满足士大夫风雅需求的基础设施尽量完善，而那些庸俗的游人尽量不要来打扰他的雅兴。这种“留景不留人”的要求着实有些自私，究其原因，则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做好准备与新兴的市民阶层分享美景。再进一步追根究底，我们便可体察到，袁宏道对市民阶层所代表的俗文化是排斥的，对城市文明背景下的诸多新生活方式也是排斥的，其实这也与他对吴县知县任上处理钱谷之事的厌倦感一脉相承。

基于此，袁宏道将自然景色 与市井生活构建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例如他在《锦帆泾》一文中写道：

锦帆泾在吴县治前，泾已湮塞，酒楼跨其上，仅得小渠一线耳。俗传吴王与诸宫娃，锦帆游乐于此，故名。杨《志》谓市郭之中，徒杠相望，无容挂帆，谬矣。夫陵谷相寻，沙海变易，厥土涂泥，今为上则朱楼画阁，安知昔不为翠涛白浪哉？或云泾即旧子城壕，未知孰是。

锦帆泾一带，相传为吴王与其妃妾乘船游乐之处。杨循吉、苏祐合撰的《吴邑志》却认为此地位于苏州城中，桥梁交错，空间促狭，根本容不下船帆，所以吴王于此挂帆游乐的传说并不可信。袁宏道对《吴邑志》的说法并不赞同，因为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今日的市井环境，焉知千年以前就不是碧波万顷的江河呢？在这里，吴王挂帆乘船于碧波之上，因为王者的特权而得以独享秀美的景致，因此更贴近于自然美景，而桥梁交错、徒杠相望的城市景观显然是对这一昔日美景的破坏，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与此类似的还有《百花洲》，文中写道：

百花洲在胥、盘二门之间。余一夕从盘门出，道逢江进之，问：“百花洲花盛开否？盍往观之。”余曰：“无他物，惟有二三十粪艘，鳞次绮错，氤氛数里而已矣。”进之大笑而别。

百花洲位于苏州盘门、胥门之间，离锦帆泾不远。江盈科原本以为此处必定地如其名，有花可赏，袁宏道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那里并无他物，不过是二三十条拉粪船而已。江盈科对此付之一笑，但我们却感到袁宏道内心中闪过的一丝无奈。其实很多人读到这条短小的文字，可能会以为只是表达了袁宏道的一种谐谑趣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恐怕也只能算是一种屎尿屁性质的低级趣味。在粪船的背后，还潜藏着一个重要的社会生活史信息，那就是城市人口的扩张与相关城市治理问题的浮现。要知道，此地既然名为百花洲，必非无因，当初应确有百花盛开之景观。但随着商业文明的发展，城市也得到扩张，大量人口聚居苏州，所产生的生活垃圾日渐侵蚀了原有的美景。在这二三十条拉粪船的背后，其实是一幅晚明城市化浪潮的生动画面。

▲苏州百花洲公园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我们不要忘记《锦帆集》这个书名。很明显，此书名就脱胎于锦帆泾这一地名。关于该集题名缘由，江盈科序文中有明确解说：

锦帆泾者，吴王当日所载楼船箫鼓，与其美人西施行乐歌舞之地也。阅今数千年，霸业烟销，美人黄土，而锦帆之水宛然如旧……盖不佞尝诣吴署谒君，君指此水骄余曰：“是锦帆泾也，吴王霸业之馀，我乃得抚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实，君鞅掌簿书，飡沐几废，劳与余等。余因叹曰：同一锦帆泾耳，当吴王之时，满船箫鼓；及吴令之身，两部鞭棰。吴王用之红姝绿娥，左歌右弦；吴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乐，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乐顿异乃尔？虽然，人生有涯，苦乐有穷，惟山水为无尽。操有穷之具，游无尽之间，而能与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诗词暨杂著载在兹编者，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嗟嗟！后霸业而尽者此水乎，与此水而俱无尽者兹集乎！夫君齿最少，异日名山之业未可涯涘，乃锦帆独托兹集以传。倘亦吴王有知，乞灵中郎之笔，不靳西施为君捧砚，而令掞藻见奇有如是耶？

锦帆泾位于苏州盘门一带，相传为吴王与西施锦帆同游之地。在吴国灭亡两千年之后，当袁宏道面对这片寂静的水面时，对江盈科大发狂言，宣称此地已为自己“抚而有之，不亦快哉”。但其实，袁宏道此时正被知县政务缠得焦头烂额，吴王当年那种“红姝绿娥，左歌右弦”的快乐，袁宏道根本就体会不到。现实中的不如意，使袁宏道只能将心意寄托于无穷与不朽。他认为吴王、西施的“楼船箫鼓”都已朽败，人生苦乐也“有涯”“有穷”，但山水是“无尽”的，而记录这些山水之美的“文章”（主要指《锦帆集》中的诗和游记）同样“未可涯涘”。袁宏道在给江盈科的尺牍中也写道：“序文佳甚。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一笑。”

追求不朽，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时常标榜的座右铭，也是雅文化与俗文化相抗衡的利器。世俗扰攘，所求皆为现世欲望；而唯有超脱名利束缚，穿越千年时空，以一种孤独的姿态追求不朽，方能傲立于世俗烟尘之外。因此我们说，《锦帆集》中的十余篇苏州游记，被袁宏道赋予了十分独特的地位，代表了袁宏道游记作品精神内涵中的“向上一路”，从而区别于他此后那些向世俗靠拢的作品。

三、袁宏道对苏州游记的修改及其文化心态的蜕变

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容易堕入自说自话、过度阐释的陷阱，仅仅依靠对文本变化过程中某一片段形态的分析便做出盖棺论定式的判断，容易使结论失于片面。此外，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后世的研究者易于揣摩却难于证明的事情，要想证明作者确曾有过某些创作意图，往往需要比较作品的不同形态。总而言之，关注文学文献演变的过程性特征，是使作品分析落地生根的有效途径。

袁宏道是对晚明文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在其生前，他的诗文集就已经过多次刊刻，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文献面貌。现存袁宏道诗文集中，刊刻时间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袁使君集》本（以下简称“使君集本”）。经研究者考证，此后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金陵大业堂刻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本和明崇祯二年（1629）武林佩兰居刻陆之选编《新刻锺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本应当与使君集本的底本相同，都源于已经失传的刊刻于万历二十五年的袁氏家刻本；而万历三十八年吴郡袁叔度书种堂写刻本（以下简称“吴郡本”）则属于另一版本系统。使君集本代表了袁宏道文集初稿的面貌，吴郡本则为袁宏道本人后期改稿。在袁宏道文集的版本变迁问题上，当代学者经过几轮讨论后，成果扎实可靠，可作为本文的依据。

▲《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金陵大业堂刻本）

上述两个版本系统（以下分别简称“初稿”和“改稿”）存在诸多差异，其中《锦帆集》的存世版本最为全面。这直接导致在袁宏道所有时期的游记中，苏州游记初稿与改稿的差异最为直观，恰可供我们对其修改过程进行精细化考察。通观其间差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篇目的分合与次序；二是具体的文字差异。相比于初稿，改稿将《阴澄湖》《荷花荡》合并为一篇，并将各篇游记的次序重新打乱。次序调整后，前九篇以景物描写和亲身经历为主要写法，其中前六篇（即《虎丘》《上方》《西洞庭》《东洞庭》《灵岩》《阳山》）主要写山景，中间两篇（即《阴澄湖》《虎山桥》）主要写水景，最后一篇（即《天池》）山水兼写；后八篇（即《横山》《穹隆》《岝㟧》《楞伽》《天平》《锦帆泾》《百花洲》《姑苏台》）则以民俗见闻或古书记载为主体框架。简而言之，《锦帆集》改稿系统将这十余篇苏州游记打造成为一个整体，力图向读者展示山水游记文的各种内容类型与写作策略。但即便这一次序调整是袁宏道本人所为，最多也只能说明袁宏道对游记文类建立起更为明确的文体意识，而对于我们探察苏州游记的思想内涵帮助不大。要想了解苏州游记思想内涵的变化趋势，需要将目光聚焦到两个版本系统的具体文字差异上，我们从中获得了两个重要的发现。

首先，初稿中那些关于官场工作压力的怨言，改稿全都予以保留，甚至还有所加强。例如《灵岩》中所写的灵岩山，相传为馆娃宫旧址，因此该篇主要写与西施有关的遗迹和掌故。原稿开篇直接由《越绝书》的相关记载切入，民俗特色与历史文化内涵较为明显。修改稿则在开头增加如下文字：“吏吴匆忙，无闲晷，偶因勘潦，过支硎、天平、灵岩诸山，每至一山，呈帖者如雨。奇石幽峦，寓目即过。至灵岩稍闲，探馆娃遗址。”交代了自己因勘察水灾而到访苏州周边诸山，却因水灾报告纷至沓来而错过很多美景，再次体现了本文第一节所揭示的山水与仕途的矛盾关系。

又如《西洞庭》，原稿只写西洞庭诸山的奇险之景，改稿则增加这样一段文字：“余山行凡两日，牛马簿牍，远若隔世。将遂披发入谷，永与世辞，方为世劳薪，胡可得也。”这些内容其实与其上下文的景物描写并不衔接，显得格外突兀，单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看，算是画蛇添足的败笔。但这种冗赘之词，反倒凸显了袁宏道修改该篇时的心理状态。

改稿的一大变化是将原稿中的《阴澄湖》与《荷花荡》合为一篇。但这两篇文章记述的并非同一次游览经历（甚至袁宏道可能并未去过荷花荡），这两处景点也并不毗邻，那么合并的理由是什么呢？初稿《阴澄湖》首先介绍了阴澄湖的位置以及每年盛夏之时此处“游舟绮错”的热闹景象，随即记述了他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与顾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带，凉风飒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头如髻。挥麈高谈，不知身之为吏也。少顷，邮者报台使者至宝带桥，客主仓惶，未能成礼而别”。这段文字由泛舟湖心、盛暑纳凉的描写切入，以身为官员、身不由己的自嘲收尾，将两种“热”联系起来，一为天气之热，一为官场之热。《荷花荡》初稿仅记述了每年六月二十四日，苏州市民会在荷花荡一带聚集冶游，并未强调盛暑之热。但在改稿中，袁宏道将《荷花荡》接入《阴澄湖》末尾，额外增添了许多与“热”有关的内容：

百谷又为余言，吴儿以六月之廿四日游荷花荡，倾国而出，虽渔刀小艇，顾觅皆空。士女竞为时妆淡服，摩肩簇舄，舟中之气如煽热冶，而游人自以为乐，殊觉无谓。余笑曰：“六月乌纱，有热于此者矣。”噫，今之君子能不以苦为乐，以热恼为清凉者几人哉！

“六月乌纱”一词，将盛夏游玩时感受到的天气之热与官场生活的痛苦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实则是借用《荷花荡》的内容，为《阴澄湖》一文升华了主旨，袁宏道对仕途名利的厌恶之情得到了更为生动的刻画与渲染。

其次，初稿中那些对世俗文化的批判之意，在改稿中遭到削弱。例如本文前引《东洞庭》初稿中，有对“民竞刀锥，俗鲜风雅”的批判文字，该段在改稿中被整体删去，替换为：“冠带文章之士昔盛东，今略相敌耳。陶周望曰：‘余三度欲登莫厘辄雨，遂自包山归，然终不释。’余曰：‘图美人欠伸者，其妖丽乃不在面，不必更求眉目也。’周望大笑。”这段文字主要是对无缘登山赏景的自我安慰，不仅没有对东山民风加以讽刺，反而还认为当地士风较之昔日有所改善。

袁宏道对《东洞庭》的删改有着比较明显的遮掩意图，而他对《虎丘》《上方》的删改就将这份意图埋藏得更为隐晦。正如前文所引，《虎丘》初稿将虎丘千人竞歌的景象描述为“声若聚蚊，不可辨识”，这种措辞多多少少带有贬低之意。如果读者仍然认为笔者在前面的分析有过度阐释之嫌，那么看一看袁宏道后来所作的删改，便可反向认定此番贬低之意是确曾存在过的，因为改稿直接将初稿中的“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八个字删掉了。删改后的文章，便失去了对一人独唱与千人联唱的褒贬差异，似乎这两种场景在袁宏道眼中各有独特的美感，也使整篇文章完全蜕变为对苏州当地民俗的审美化描述。

与此类似的还有《上方》一文，前引初稿文字中，将虎丘与上方山作比较，认为虎丘更易“入俗”，如冶女盛妆；上方则“标孤”自傲，如隐士披褐。初稿实则将虎丘和上方分别作为俗和雅的代表，将世俗文化与士大夫精英文化对立起来。而在改稿中，对虎丘和上方的多数描述都予以保留或稍作润色，唯独删去了“夫两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趋舍若此，岂非标孤者难信，入俗者易谐哉”等语，而这些语句正是初稿中凸显雅俗对立的关键句。看来，袁宏道在删改这篇文章时，已经对孤标自傲式的士大夫表达缺乏兴趣了。

改稿中的这一调整思路，还集中体现在《天池》一文中。正如前文所论，《天池》的写作背景是所谓的“天池山讼案”：苏州士绅赵宧光与人发生争地纠纷，作为知县的袁宏道前往“勘地”。整篇游记都未直接提及这一背景事件，只是描写山中晚梅的景色，介绍土人以茶为业的民情而已。文章最后写到位于半山腰的寂照庵，发现此庵构造宏伟、装饰甚精，本是一处游览胜地，但庵内行脚挂搭的僧侣人满为患。袁宏道觉得这些僧人集聚此处，不甚合宜，便作偈讽之，偈文云：“种阿僧只善根，亲非亲，怨非怨，阳焰空华，诸法皆如幻。遍阎浮提佛土，去自去，来自来，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这段偈文看似是在驱散挂搭僧侣，但从“闲云野鹤”一词，隐约能看出其实是在讽刺那位虽有隐士之名却还要与民争地的赵宧光。赵宧光字凡夫，在争地一事中确实人如其字，表现得十分庸俗，与《东洞庭》初稿所批判的“民竞刀锥，俗鲜风雅”并无二致。然而，在《天池》改稿中，作偈驱散僧侣的叙述仍得以保留，唯独这段偈文的具体内容被删去了，也就使读者无法看出其对赵宧光的讽刺之意。

分析到此，我们理应提出以下问题：袁宏道为何会做出这些改动？进一步讲，袁宏道为何会保留对官场生活的无奈自嘲，却削弱了那些批判世俗文化的内容呢？这就要结合袁宏道修改苏州游记的心态背景来加以理解了。

一般认为，使君集本的刊刻时间是万历三十一年，而吴郡本最初的刊刻时间是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对《锦帆集》进行修改，只可能在此时段之内。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到三十四年间，袁宏道基本处于在公安归隐的状态。万历三十三年（1605），他萌生了复出之念，在此年写给友人的尺牍中说：“弟明春决意从舟北行。”“弟此时实当出，所以迟回者，实迂懒之故，非真不爱富贵也……弟明春将从水程北来，秋清或得抵掌。”“明春决意北发，或得领大教也。”都表达了重入仕途之意。万历三十四年八月，袁宏道果然北上赴京，补礼部主事；三十五年（1607）十二月，改官吏部主事；三十六年（1608）四月，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三十七年（1609）春，升任为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八月，主典陕西乡试；三十八年，升任为吏部验封司郎中。总体来看，袁宏道在这几年官运顺遂，且多担任实职，甚至执掌乡试。在此过程中，袁宏道再次陷入到繁冗芜杂的官场事务中，这基本可以解释他为何会在修改《锦帆集》时，在多篇游记中增添对繁重政务负担的牢骚之语。

但这并不代表他重新回到了担任吴县知县时期的那种极端心态。因为随着阅历的增长，袁宏道对自己早年的浮躁与戾气展开了深刻的反省，这种反省甚至还延及对自己早期诗文风格的反思。关键是，这些反思都发生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到三十七年间，与他萌生复出之意到重入宦途的历程基本同步，而且也都在使君集本、吴郡本刊刻年份的区间之内。例如万历三十二年秋，袁宏道与雪照、冷云、寒灰等僧人朋友同游德山桃源，后将此期间所作诗篇结集成《花源诗草》，袁中道为该诗册作书后时称：“发箧见其游程诗记，倩冶秀媚之极，不惟读之有声，览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较前诸作更进一格。盖花源以前诗，间伤俚质，此后神理粉泽，合并而出。文词亦然，今底稿具存，数数改易，非信笔便成者。良工苦心，未易可测。”由此可见，袁宏道的诗风、文风均由“俚质”转向“倩冶秀媚”，即由狂狷刻露之风转趋温和婉转。《花源诗草》所收诗作多为山水题材，对于我们理解其山水游记的风格转向有着较为直接的参考价值。万历三十三年，袁宏道本人又在《叙曾太史集》中批评自己早年诗作“多刻露之病”，文章则“信腕直寄而已”；相比之下，曾可前的“诗清新微婉”，“文高古秀逸”，却同样能“直写性情”，不失其“真”。具体到《锦帆集》，他在万历三十四年所作的《哭江进之》诗序中说：“往弟有《锦帆》、《解脱》诸集……彼时诗不遒，而文亦散缓。”而万历三十七年典试秦中之事，又进一步激发了袁宏道的自悔心理。周亮工《书影》云：“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所谓“粹然一出于正”，表现在苏州游记中，其实就是语气趋于温婉，减轻了对世俗文化的批判力度。

▲周亮工《书影》（《四库全书》原抄本）

上文分析过，袁宏道在苏州游记中对世俗文化表现出不屑与傲慢的态度，暴露出士大夫阶层的精英意识与日渐崛起的市民文化存在一定对立，我们基本可以将这种对立简化为“雅”和“俗”的交战。在苏州游记的初稿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以雅文化自命、对俗文化嗤之以鼻的狂狷心态，这一方面是对地方俗务、牛马簿牍的厌倦，另一方面又是对新兴市民阶层充斥于山水名胜的抵斥，两相叠加，崇雅黜俗的态度十分鲜明，士大夫的自尊心也表现得尤其激烈。但在改稿中，袁宏道一方面仍然保有对官僚身份的自嘲态度，这其实与传统士大夫的自矜并不矛盾，反而还有点故作姿态的意味；另一方面却对市民文化逐渐接纳，表现出更为包容的胸襟，其文化心理也变得更加矛盾复杂。

对于袁宏道文化心态的变化，也不能作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由激烈到温和，或由抗拒到包容的趋势，而是将雅俗文化各自的优秀基因融合一炉，在包容性和矛盾性的背后，还埋伏着融合性特征。我们看到，当袁宏道对世情的思考日渐深刻后，终究还是选择放下芥蒂，以更加包容的胸怀容纳世俗文化。这虽然是对俗文化的妥协，却也是以雅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温柔敦厚”“中正平和”（即上文所引“粹然一出于正”）的文化态度为基础的。

结论

我们过去理解袁宏道思想倾向的转变，往往会结合他的仕途历练，将其后期的折衷立场视作其对性灵追求的一种调适。但这样看问题还是略显简单，实则其背后还潜藏着袁宏道对世俗文化的态度转向，而这些都以他在吴县为官时对世俗人情的观察和思考为起点。我们过去也经常将袁宏道的性灵思想归因于晚明市民文化的熏染，殊不知他对市民文化的初体验并不美好。与其说他是受市民文化的熏陶而产生性灵思想，还不如说他是在对市民文化的厌恶中开启了自己的性灵写作，继而又在对市民文化的接纳和包容中达成了对性灵写作本身的调整与改良。通过分析袁宏道在苏州期间所写的这十几篇游记，我们才能比较深刻地揭示出这些隐微的思想细节。

▲吴宏道、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全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以上这些结论也顺势解答了与本文选题有关的两个问题：其一，研究袁宏道等性灵派作家，为何要关注游记作品？正如同研究袁中道，绝不能忽略《游居杮录》；而研究袁宏道，游记也是其文学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游览行为使士大夫文人与以“游人”身份出现的世俗民众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为士大夫文人的写作增添了烟火气息，这就与宴饮、雅集、送别场合所写的赠序，为知识阶层内部的思想交流而作的书序题跋，士大夫之间情感交流所需的书信，为文人雅士树碑立传的私传、墓铭等文体形成鲜明的差异。游记使士大夫的思想、情感交流突破固有阶层壁垒，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圈层。其二，研究袁宏道的游记，为何尤其关注苏州期间的创作？因为在晚明时期，苏州因其最为繁荣的市民文化局面，充当了世俗文化与高雅文化相互碰撞、博弈的最佳擂台，加之袁宏道在苏州先后经历过仕与隐两种不同的状态，本来也具备较为丰富的经历，使我们的研究不被框束于有限文本所形成的视野壁垒。

可以说，在苏州做官与游览的这段岁月，总体上给袁宏道带来了较为负面的情绪体验，但也为其文学与思想的蜕变埋下伏笔。本文的分析就可以算是一种“动态”的文学研究，我们绝不认为像袁宏道这样创作成就非凡的文人，可以被轻易归入“性灵说”“性情论”“浪漫主义”之类的理论范式，也不能奢望以文人最为典型的创作形态就足以概括其文学与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正如人的成长需要长年累月的积淀，文学家的成长更是如此。关键是，文学家的成长较常人更加难以掌控，它经常不按照研究者的期待方向去发展。而举凡带有性灵气质的文学思想，又大抵属于一种相对激进的理想观念，往往是破坏性多于建设性，多是文学家在其早期成长阶段为冲决旧有文学牢笼而倡导的学说。因此，我们绝不能草率地认为，性灵派作家一定是越来越固守其少年时期所形成的激进主张，甚至越老越叛逆，越活越极端。对性灵思想的调整以及与世俗文化的调和，几乎是历史上每一次性灵文学思潮都会经历的蜕变过程。这一规律，在袁宏道身上，似乎仍然如此。苏州游记恰恰具备文学修改的完整形态，使我们得以对袁宏道文化心态的蜕变展开外科手术式的剖析。相信这对我们理解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明清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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