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媒体6月18日报道，伊朗裔女权活动家，曾经参演《指环王：力量之戒》的英国著名女星纳赞宁·波妮阿蒂发文怒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滔天罪行，强调伊朗用不着减肥教练内塔尼亚胡这样的外人来解放。
这位传奇女星悲愤写道：
“你觉得我还能再见到伊朗吗？”
这个问题悬在空中——安静、脆弱、沉重，带着深深的渴望。我的父亲在生命的黄昏时分提出这个问题，他正与试图削弱他的癌症抗争。我听到的不仅仅是他的声音，还有千千万万人的回响：那些逃离他们深爱的土地的人，以及那些仍然留在那里，仍在等待伊朗有朝一日能重新成为伊朗的人。
他在1979年革命后逃往伦敦，险些落入神权政权的绞索，而这个政权取代了倒台的君主。我的父亲曾忠诚地服务于一个君主制政权，他认为尽管这个君主制作为专制政权有诸多缺点，但它正在现代化，社会上较为开放，政治上可改革：处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对立面。
我父亲离开伊朗后，再未回家。在流亡中，他目睹了一个残酷囚禁、折磨和杀害人民的政权。一个将他与故土割裂的政权，却无法摧毁他的希望。
而那些留下的人呢？我们的家人和亲人。那些承受着压迫的鞭笞和近五十年几乎持续不断的不安定的人们。他们也问：我们何时才能从这漫长的黑暗之夜中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是在对故土的怀念与流亡的现实之间长大的。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外的呼喊声，异*议*人士在狭小政*府住房聚会时波斯茶杯的碰撞声，炸弹袭击和暗杀事件夺走朋友与同道者的消息。这种悲伤与反抗的诡异混合塑造了我们。如今，当战争笼罩我们的天空，我们再次感受到：对无辜者的悲伤，对压迫者覆灭的希望。
与伊朗国内的民间社会领袖交谈时，似乎很少有伊朗人直接将这场战争归咎于外国势力。尽管任何国家都存在多元声音，但许多伊朗人最终认为，伊斯兰共和国从未是国家的守护者，而只是其自身革命的看守者。就连其革命卫队也不以伊朗之名，而只是代表着一种吞噬子女、招来战争的暴力意识形态。
在联合声明中，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格斯·穆罕默迪和希琳·埃巴迪、电影导演贾法尔·帕纳希和穆罕默德·拉苏洛夫，以及其他民间社会代表呼吁世界领导人停止铀浓缩，结束伊朗和以色列无辜者的流血。
在国内，乐观与恐惧在争夺一个民族的灵魂。
数十年来，我们许多人一直恳求世界领导人：既不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绥靖政策，也不要与之开战。还有另一条道路——扼杀政权，赋权人民。但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寥寥无几。太多人提出疑问：“伊朗人民真的想要改变吗？”仿佛他们没有听到伊朗抗议者在街头高呼“打倒独裁者”和“打倒哈梅内伊”的浪潮。或许现在——当这些呼喊声从德黑兰的屋顶上传来，即使在战争的阴影下——他们终于会倾听。
自战斗开始以来，该政权的几位恐怖主义策划者已在他们的地堡和床上被杀害。但与他们一同丧生的还有一位诗人、一位运动员和孩子们——明天的光明希望与旧政权的黑暗一同消逝。我们许多人目睹同胞们放弃家园，迫切寻求一个远离压迫与破坏的安全避难所。
正如异*见说唱艺术家图马吉·萨利希所问：“超过900万人——没有燃料，往往没有足够的积蓄搬迁，也没有在其他城市有第二套住房——该如何撤离德黑兰？”
伊朗人看穿了政权官员虚伪的愤怒——他们今日为平民流泪，却在2019年屠杀1500名抗议者，在2022年“妇女、生命、自由”起义中再杀500余人，以及在四十年独*裁统治中无数次血*腥镇*压。
然而，政权仍死守其威*权剧本：切断互联网、审查新闻。在战争中，它不仅不为公民提供保护或避难所，反而强迫大学生在考试中装作一切如常，并加剧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伊斯兰共和国的非法性不仅体现在其骇人听闻的人*道记录中，更体现在其战略失败上。正如凯莉·摩尔-吉尔伯特所言：“镇压异议、将无辜者投入监狱、在海外行动中失误——伊朗似乎总是无法摆脱自身困境。”近期，以色列间谍和飞行员已成功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
真正的和平倡导者既反对侵略战争，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对后者的漠视将动摇对前者的任何真诚承诺。
没有外部势力会拯救伊朗。外国救世主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不再生活在单一帝国或简单联盟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必须打理好自己的家园。但没有一片土地是孤立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朗政权不仅毒害了本国土地——其祸患已蔓延至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加沙、黎巴嫩。
伊朗的命运，应当由伊朗人自己书写——不是在外国首都或密室中，而是在他们自己的街头，用他们自己的声音，通过他们自己的斗争。只要那些梦想自由民主的人们仍然分裂，只要个人野心、旧怨和意识形态分歧阻碍了共同目标的实现——我便对父亲所提的问题的答案感到忧虑。
为了一个自由的伊朗、一个稳定的地区与一个和平的世界——在我们呼吁克制与遵守国际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捍卫的是伊朗人民的主权，而非他们的压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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