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今天的情况，要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要有历史感，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

原文 ：《对“两个结合”的几点认识》

作者 |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 商志晓

图片 |网络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没有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轨迹中来提炼其批判性思想，也没有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这里所说的联系问题，就已经触及到结合问题。

“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复说到，矛盾中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相互依存和连接之中。我之所以列出这么两段话，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创立时期，1847年，一个是在马克思主义成熟时期，到了1877年，这其中相融30年。在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在谈辩证法，始终在谈矛盾运动，始终在谈矛盾对立面的转化，这实质是一个事物的结合问题。结合不是事物自身的结合，结合是两个事物、两个方面，或多个事物、多个方面的结合，是差异性、对立面之间的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的结合，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结合。

不仅马克思恩格斯涉及到这一点，后来列宁也说过，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总问题。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造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

到了毛泽东时代，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我们谈今天的情况，要从历史上来看，我们要有历史感，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

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结合”的产物

解决好“结合”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天然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在“结合”中诞生的，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这片土地上，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才诞生了这样一个先进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结合”的产物，这注定了其一生要把“结合”的事情办好，所以就有了后来我们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结合”的产物，由此，我们就有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要进行的第二次“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实际结合，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就有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做的，因为其本身就是“结合”的产物，就要把“结合”的事办好。现在我们所干的一切，说到底就是看能不能把“结合”的事情干好。

“两个结合”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第一个“结合”，本质上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是在两个领域间的贯通与融汇，具体说就是作为思想基础与实践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必须合乎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需要，而不能搞教条主义，不能搞本本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能够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与创造思考，经系统总结和凝练提升后，使自身得到丰富和发展。与“第一个结合”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种理论学说与一种文化形态的结合，是同属精神领域中的认知成果之间的联通与互鉴。所以这“两个结合”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两个结合”又有许多的共同点，比如说“两个结合”的立足点、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两个结合”的目标追求是一致的，像党的二十大报告讲的，都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又是互为作用、互为支撑的。所以，“两个结合”各自的地位与功能虽然有所不同，但又是紧密联结的。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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