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1899.1-1935)，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是常州三杰之一。他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在福建被捕，６月１８日在长汀英勇就义，年仅３６岁。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重要奠基者之一。

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同志首先是点亮思想的“播火者”，他让“天书”变成人话。早期那些马列著作，对多数我国的人来说就像是天书。瞿秋白硬是啃下来，用当时人能听懂的话，写成文章、编成教材（像《社会科学概论》），把这些革命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他就像个“翻译官”，把外面先进的思想火种，成功引进了中国这片干渴的土地。

他让大家看到理论不是摆设，他绝对不是光会念经的书呆子。他努力把马列主义跟中国当时那个烂摊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琢磨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虽然有些想法后来被证明不完全对路（比如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但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尝试本身，就为后来人趟了路、提供了经验教训。

革命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笔杆子当枪使的“主笔”，给《新青年》扛大旗，他当过《新青年》、《前锋》这些顶级进步刊物的主编。这可不是现在的自媒体那么简单，那是真刀真枪的思想阵地！他用犀利的笔锋，写社论、批时弊、鼓动革命，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他的文章就是射向旧世界的子弹。

他跟鲁迅的交情，那也是革命情谊。他理解鲁迅作品的深刻，亲自编过鲁迅的杂文集（《鲁迅杂感选集》），还写了著名的序言，把鲁迅的思想价值和战斗精神给升华了、讲透了，让更多人看清了鲁迅的伟大。

他是公认的革命洪流里的“弄潮儿”，能在危急时刻顶上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陈独秀犯了错误，就是他临危受命，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定了调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土地革命要搞！武装反抗国民党要干……

虽然他自己后来觉得力不从心，但在那个生死关头，他站出来稳定了局面，指明了方向，这功劳是永载史册的。

他还是“文委”的当家人，后来在上海搞地下工作，他管党的文化口（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他的组织下，团结了一大批左翼文化人（鲁迅、茅盾等等），搞起了“左联”，跟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打擂台，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瞿秋白的革命精神和为党为人民的崇高品格，是杀不掉的，是永生的！”这话是鲁迅说的。

他更是“国际歌”响彻中国的“传唱人”，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最早就是他翻译并推广的《国际歌》中文歌词（虽然后来有修订）。他把这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成功地“本土化”了，让它在中国的革命队伍里真正唱响，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说他是这首歌在中国的“首席推广大使”，一点不过分。

《多余的话》是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赤诚独白，他被捕就义前写的这篇长文，是理解他这个人最珍贵的钥匙。

他有撕掉标签的真诚，他没把自己包装成“高大全”的英雄。他坦诚自己骨子里就是个文人书生，搞政治是“历史的误会”，剖析内心的矛盾、痛苦甚至“软弱”。但是谁会认为他软弱呢？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党早期的领导人物。

他对信仰是终极坚守的，在监狱当中生病，然后敌人要想劝降他，即便如此，他至死没有背叛信仰和同志，坦然走向刑场……他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这话铁骨铮铮，让劝降的人耳朵都羞红了。

蒋介石确实是非要想让他死，但是还要再做最后一下争取，发现他骨头太硬，所以就打电报说，“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瞿秋白这份在生死关头的极致坦诚和对信仰的终极坚守，反而展现了一个无比真实、有血有肉、可敬可叹的革命者灵魂。他让我们看到，革命者不是神，但是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会把自己变成不灭的明星。

瞿秋白是才华横溢的书生，被时代推上了革命的风口浪尖。他说，“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他最大的贡献在于传播革命火种让马列主义理论通俗化、摇旗呐喊为文化宣传、还能关键时刻稳住舵，比如在八七会议，他临走前，给后来人留下真诚的灵魂独白——《多余的话》。

他用笔和生命，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思想最混沌的早期阶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他是个复杂的人，在前进中，曾经有有局限，有困惑，但那份赤诚、那份担当、那份在时代洪流中奋力搏击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

他更像一个充满文人气质、在革命熔炉中淬炼并最终献祭的“播火者”与“思考者”！他临走的时候从容不迫，高唱《国际歌》，最后的一句话是“此地甚好，开枪吧！”敌人就像对待李大钊那样，拿掉了他的眼镜，但他的目光仍然能穿透一切，直到90年后的今天！瞿秋白同志的精神已经融入党的红色血脉之中，后来人会永远铭记和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