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废墟上的东方人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5年，冯骥才对他期待已久的文明古国意大利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使他对中西方文化比较学的研究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责任。

据说，19世纪意大利画家最爱的题材，是夕阳中的古罗马废墟。当他置身于这一特定氛围中时，恍若进入漫长的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曾使霸业横跨欧、亚、非大陆的罗马帝国。这是一部依然活着的历史，而非历史的零件、死鸟的零散羽毛、博物馆里的复制品-——不妨说，整座城市就是一座硕大无朋包罗万象的博物馆。

在这座用石头筑造的城市里，到处是古都的残垣断壁，到处是雄伟博大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塑像和雕刻。在古罗马斗兽场废墟上，经历了千年风雨侵蚀的碎石仍静静地躺在草丛中，从未被喧嚣的现代社会所惊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居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使它们永世长存。倘若一座古建筑的砖石损坏了，还要用那个时代的砖石修补。修复一座城市宛如修复一件珍贵文物。

除了罗马，他还去了另外三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米兰；令他惊异的是，四座城市风格迥异，竟如四个不同国度！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那弥漫着人文主义气息的斑驳清灵，渗透到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中。而威尼斯流淌的诗意，更使人陶陶然流连忘返。他曾于黄昏的静谧时分，独步石子铺就的通幽曲径，观赏那旧式的铁栅、任其剥落的墙皮和一盏盏悄然亮起的古老路灯，细细咀嚼着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母爱》，以及贝尔尼尼、波洛尼亚、巴托洛姆等大师的雕塑，提香、拉斐尔、波提切利、乔尔乔内等巨匠油画作品中的意蕴。

梵蒂冈的乌菲希博物馆。他从排队等候参观的长龙中间，迈开大步走了274步才到"龙尾"，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伍才进馆。数不清的艺术大师的保护完好如初的原作，其精美和繁复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艺术和文化的密度令人难以想象。四小时后，他精疲力竭地忍痛"逃"出博物馆！

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是任何其他感知形式所不能取代和比拟的。他感到面前展开了一幅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艺术史的鲜活画面。尤其是从中世纪罗马教皇禁锢下“复活”的艺术和人文主义精神，被马克思称为“需要巨人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更令他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因为他就站在两种艺术——从神到人的转换中间。中世纪的圣母画像千篇一律、呆板僵滞；一到波提切利，人的感觉出来了，变成了美的精灵；到拉斐尔，又变成有血有肉的世俗妇女，连皮肤的温度都依稀可感。而达·芬奇，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哲人、诗人和画家于一身，几乎无所不能，让人只能望其项背、须仰视才见的巨人风范，更给后世留下无尽的深思与惶惑。

频繁的出访使他有机会耳濡目染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掌握大量可供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作家艺术家必须以独特视角看世界。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把搜集到的“菜”，放到自己的“饭锅”里。他的“饭锅”，亦即他准备研究的“点”(视角)——东西方文化比较学。

但是，他的研究又与其他学者不同。以往的研究，切入点往往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东西方文化的“异”、中日文化的“同”。几年前，他写过一本《海外趣谈》，便是通过各种幽默风趣的小故事，寻找一个个“点”，揭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中国人多喜欢保险，西方人多喜欢冒险；中国人主要花过去的钱，西方人主要花未来的钱……如此等等。如今，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逆向”研究，即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同"、中日文化的“异”。

此番访意，他发现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大量的、神秘莫解的相同和相近之处。例如在关于天堂的雕塑中，仙女手中所持乐器，与敦煌壁画“飞天”手中的乐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古罗马多利克式石柱，中间稍有膨胀，有些柱形干脆演化为大力士，与中国唐代石柱“大力士”只是形象不同而已。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世界第一大教堂圣彼得教堂内，他还发现用大理石拼装的地板上，竟有类似中国古代八卦的图形！此外，中国佛教和西方《圣经》中的人物，背后均有光环笼罩……还有哲学的、美学的、宗教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不能不想到，罗马曾是“丝绸之路”西渐的终端！但有谁做过这方面系统性的比较研究？

他想起几年前，他在英国一家酒店进餐，陪同者中，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登，这个小老头起初缄默无语，只顾吃自己的饭，后来终于开口问了一个问题：“请问冯先生，中国人为何用黑颜色作画(指中国水墨画)？”

他不假思索地答：“因为墨是一种语言。”

戈尔登先生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大概觉得此话没什么意思。

他思忖片刻，又补充道：“因为中国人从不把画当真的。”

他举出若干事例，如中国戏曲舞台没有布景，环境和动作是虚拟的；再比如中国画“画鱼不画水，画鸟不画天”，水与天都借用白纸等等。

戈尔登听了觉得蛮有意思，连说，中国人的审美观太独特了！

很显然，西方人根本不理解中国文化，或者说，仅仅把它当成一种符号，以满足其猎奇心理。

为何东西方文化长期隔绝，不能相互沟通呢？他认为，除了缺乏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作祟等因素外，还因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误解。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处于落后封闭状态，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最早来华的外国人中，有一批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回国后，大都撰写了有关中国的回忆录，被称为“传教士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译成汉语，作者亚瑟·史密斯从西方人的视角观察中国，为中国人归纳出26条“国民性”：落后、愚昧、自私、麻木、爱面子、不卫生、缺乏公众意识等，没一条是好的。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理论，是征服者为证明自己“正确”而产生的理论。中国的先贤们，如梁启超、孙中山、鲁迅、蔡元培等曾为唤醒民众，提出过“改造国民性”的口号。虽然他们在近代社会思想的进步方面功不可没，但客观上也印证了西方关于东方劣根性理论的“合理性”。

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本土，他在跨越时空的文化探索中，感到了一种压力、一种责任。

中国历史上曾有何等辉煌的时代，漫长的“丝绸之路”横贯亚欧大陆，将先进的璀璨的华夏文化传播到四方，令世人仰慕。现在，当中国进入开放的现代社会时，应寻找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扬光大，开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现代“丝绸之路”呢？

这无疑是一种机会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