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梁惠王在位时,骄奢淫逸。
刚猛的孟子看不惯。
于是,他直接引用孔子的话怼道: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始作俑者”,现在是一个成语,比喻第一个做某种坏事的人,即某人在某个领域开一个恶头,创下了为恶的先例。
而“其无后乎”则是说,这种开恶头的人,是要无后、断子绝孙的。
“无后”、“断子绝孙”,在现代社会,“无后”观念已逐渐淡化,今人已无法理解古人对于“有后”的执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
这句话同样出自孟子。
孟子说,不孝的行为有三种,其中以“无后”最为严重(其余两个是:盲目顺从父母,不纠正他们的错误;不好好工作,让父母晚年生活困苦)。
在古代,从宗法上讲,“无后”意味着家族无法延续,祭祀无法传承。
从经济角度讲,古代的农耕社会,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才能将家族发展壮大,土地、官爵等各类家族财产才能正常继承延续。
所以说,孔子所说的“无后”是,古代最为恶毒的诅咒之一。
这意味着,一旦无后,这辈人无论如何奋斗,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将因为无人继承而化为乌有。
这就好比考试,无论一个人如何努力,都将考个零蛋,这对辛苦付出的人来说,绝对是最深的打击。
那么,孔子为何要对“始作俑者”深恶痛绝,还不惜施加古人认为最恶毒的诅咒呢?
这要从“俑”的渊源说起。
古代的“俑”,仅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墓葬中陪葬品。
古代比较著名的俑,如秦始皇的兵马俑,以及唐代的三彩俑。
宋代之后,俑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丧葬中改以各类纸扎代替。
而“俑”最早出现,其实与殷商时期一项非常残忍的制度有关,那就是“人殉”。
殷商将人殉发展为高度制度化的残酷习俗。无论是王公贵胄,还是基层地方权贵,均有“享受”人殉的资格。
按照他们社会地位的高低,享受活人殉葬的人数也不尽相同。
如天子殉葬,可多达数百人,这可能是为了便于他们在“阴间”继续享受帝王般前呼后拥的生活。
而下面的王公诸侯,则可享受几十人的殉葬。其他官员,则是几人不等。
至于殉葬方式,更是残忍。
如杀殉,是先处死后再埋入墓地。
而生殉,则是将活人捆绑后直接扔进陪葬坑,体验被活埋的绝望。
而殷商人殉的夸张之处,还在于不光丧葬时才搞,像祭祀、建筑、战争等场合,也要举行大规模人殉献祭。
如想详细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去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现场感受人殉考古现场带给人的震撼。
所幸,如此残忍的人殉制度,在周朝建立后,逐步衰落。
因为周人提倡“敬德保民”,原本也没有人殉的习俗,但部分诸侯国和后世王朝仍存在这一现象。
如查阅考古资料发现,在距离孔子所在的鲁国不远的莒国(今山东日照一带),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中(莒南后官庄春秋晚期墓葬)中,发现殉葬人数多达49人。
同样是莒古城春秋晚期大墓中,发现了12具人殉。
因此,孔子强烈反对人殉制度在周代继续存活,死灰复燃,甚至要反对有人用“俑”来代替人进行殉葬。
因为用“俑”来模仿人殉(如兵马俑这种象征性的军队),本质上仍延续了人殉的观念,可能诱导后人恢复真人殉葬。
就像孔子博物馆中这张图片上的文字介绍所说:
“用俑殉葬会引发新一轮的人殉恶习。”
用俑来代替人,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其内核并没有变化。
而事实也是如此。人殉制度并没有完全消失。
秦始皇虽然使用了兵马俑作为自己的殉葬品,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秦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秦始皇死后,其后宫没有子嗣的女人,皆被秦二世处死殉葬。
即便是在一千多年以后,明太祖朱元璋竟也效法之。
他生前身边的46名嫔妃、宫女,竟也被迫殉葬。
继任的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都有数人到几十人不等的殉葬记录,直到明英宗朱祁镇一朝才废止。
孔子的诅咒看似极端,实则是对生命尊严的捍卫。
千年后回望,人殉制度的消亡正是文明进步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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