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彭老总，大多数人想到的肯定就是他严于律己、克勤克俭的特点，他不光对自己这样，对自己的亲戚家人也是这样。

1953年，一辆普通的吉普车缓缓驶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院，车上坐着的正是刚从朝鲜战场凯旋的彭老总，按理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回到北京休整，但彭老总实在关心这座正在筹建的军事学府，于是就特意绕路过来视察。

到了下午，考察完教学楼和实验楼的彭老总就跟着陈赓来到学院食堂。那会儿食堂刚开饭，学生们端着搪瓷碗三三两两地坐着，看见彭老总进来，不少人都停下筷子站起来敬礼。

彭老总笑着摆摆手：“都坐着，该吃饭吃饭，别耽误了肚子。”

他刚在一张空桌旁坐下，目光突然就定格在斜对面的座位上：一个穿着学员制服的年轻小伙子正低头扒拉着饭，嘴里还嚼着窝头。

彭老总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了，眉头更是拧成了疙瘩，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上：“陈赓，你给我说说，那小子是谁？有啥资格坐这儿？”

满食堂的人都被这声质问吓了一跳，陈赓顺着彭老总的目光一看，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他当然知道那是谁，那不是彭老总的侄子彭启超嘛！

随后他就赶紧凑到彭老总身边解释：“彭总，这是您侄子启超，这不您来视察，我就想着叫他过来陪您一起吃个饭，没别的意思。”

“我的侄子怎么了？”彭老总声音更高了一些，“他是学员，就该跟学员一起坐，跑到这儿来算什么？搞特殊化吗？”他顿了顿，盯着陈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能搞特权，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

彭启超被伯父的话呛得满脸通红，想站起来却又不知道说啥，一时间手足无措的。陈赓赶紧打圆场：“是我考虑不周，是我的错。”他示意旁边的工作人员把彭启超带到普通学员区，这才让彭老总的脸色缓和了些。

别看彭老总在食堂对侄子那么严厉，其实私下里对他可是疼得很。彭启超胃不好，彭老总就亲自给他烤馒头片，火候掌握得刚刚好，外酥里软。

见侄子衣服破了，彭老总也会拿起针线给他缝补，那粗笨的手指捏着细针，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却让彭启超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彭启超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幸遇害，父亲临终前交代他去找大伯，于是年幼的彭启超就开始了寻亲之路。从湘潭到衡阳，再到桂林，他一路乞讨，途中还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

一直到1942年，彭启超才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见到了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大伯。见到伯父那天，彭启超穿着的衣裳早就已经破破烂烂，头发也是乱糟糟的。见他这样，彭老总也是心疼不已。

他蹲下来拍了拍彭启超的肩膀：“好孩子，你真是受苦了。”随后就交代警卫员：“带他去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再弄点吃的。”

不过，只要是涉及到原则问题，彭老总就会立刻“翻脸”。1946年，彭启超随王震去重庆谈判，组织上给他配了双皮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双皮鞋，自然宝贝得不行，每天都把这双鞋擦得锃亮。

没想到回了延安以后，这双鞋就被彭老总看到了，他板着脸问：“这鞋哪来的？”

“办事处发的，说要注意形象。”彭启超小声回答。

“形象重要，还是农民的血汗重要？”彭老总叹了口气，“五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兵，这双鞋得浪费多少粮食，明天交给管理科。”

彭启超虽然心里舍不得，但也明白大伯说的话在理，于是他最终还是把这双鞋乖乖上交了。

其实彭启超能进哈军工，完全是凭自己的本事。从1943年被大伯送到延安学习的时候，彭启超就记住了大伯的叮嘱，他说：“到了部队要好好干，不许说你是我彭老总的侄子，听见没有？”

彭启超自己也很争气，上了战场打起仗来更是不要命一般，多次冲锋陷阵，还负伤过。战后就作为优秀干部被选派到了哈军工学习，入学的时候他也没忘了大伯的叮嘱，档案里也只填了父母的名字。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按照彭启超的资历和战功，完全可以授予上尉军衔。没想到命令下来，他只被评为中尉。彭启超心里自然觉得委屈，就跑去找彭老总理论：“大伯，我参军这么多年，打过仗负过伤，按资历也够上尉了啊，凭什么比别人低一级？”

彭老总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就凭你是我彭德怀的侄子。”

随后他放下文件，看着侄子，“你说你是凭本事，可别人不知道啊！人家会怎么想？是不是觉得你靠关系？我把你压一级，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彭家的人没特权！”

他顿了顿，随后语气缓和了些：“你父亲为革命牺牲了，他的贡献够大了吧，他该是什么军衔？跟他比，你当个中尉还不够吗？”这番话让彭启超哑口无言，从此就再也没提过军衔的事，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不光对亲属要求严格，彭老总对自己也是如此，甚至还要更加严格一点。

有一次他路过高平，县长非要留他吃饭，上来就是8个凉菜、6个热菜，还有水果罐头。一见这样，彭老总脸一沉，立即就把县长叫过来：“你一个月工资有多少？这顿饭花了多少钱？是你自己掏的，还是老百姓的钱？”

听他这一连串的质问，县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他解释道：“以前接待国民党官员习惯了，实在是怕招待不周。”彭老总摆摆手：“以后不用搞这一套，我彭德怀吃饭，有俩馒头一碟咸菜就行。”

在彭老总给的影响下，他的亲属们也一辈子都坚守着“不搞特殊”的原则。

1978年，彭德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年过半百的彭启超站在会场角落里，哭得像个孩子。此时他才知道，伯父已经在1974年去世了，当时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

平反后，彭启超重返军队，有人劝他：“你是彭老总的侄子，跟组织说说，安排个好点的岗位。”他却摇摇头：“大伯要是知道我这么做，都能从地里爬起来批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