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峰
文章引言：
在晚清历史上，要说仕途之畅，升迁之快，江忠源绝对可以排在前三位。
江忠源早年时，由于游手好闲，喜欢聚众赌博，所以名声很是狼籍，25岁前仍然不学无术，一无所成。湖南士子们都耻于与其交往。
然而，就是运么一个好堵的社会混子，却在短短三年之中，却一跃成了大清封疆大吏——安徽巡抚。
他的这种经历，在大清一朝，堪称社会与官场双料奇迹。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此人又有何过人之处，竟然在大清官场上三年之中连升八级，堪比坐火箭？
今天笔者青峰就与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这位晚清奇人，看一看这位“湘年鼻祖”短暂而又辉煌的传奇人生。
一、出身普通，不务正业，江忠源硬是将一把不错的起手牌险些打成了一手烂牌；
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1812年8月1日生于湖南新宁一个普通的耕读家庭，祖辈三代都是读书之人，虽不算贫困，但也比一般的农家好不了多少。
他与同时期湘荫县的左宗棠同岁，其家庭背景与左宗棠差不多一样，只不过他家比左宗棠还是要殷实些，不至于为吃饭发愁。
新宁地处湘西南边陲，与广西全州县与资源县交界，在湖南一向属于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
自古以来，该县就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人物与人才，直到江忠源的横空崛起，才对这一现象有所改变。
江忠源的曾祖、祖父是太学生，父亲江上景是岁贡生，三代人皆江教书舌耕为业，在新宁县当地也算是一个标准的书香门第。
早期的江忠源读书也还算比较刻苦，天资也不错，其父江上景对自己这个长子也寄予了无限期待，希望他发奋读书，日后步入仕途，光耀江家门楣。
1827年，即道光七年，时年15岁的江忠源一举考中了当地秀才。这让其家族大喜过望，开始憧憬他不久的将来考中举人，然后中进士步入仕途。
然而，希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考中秀才后的江忠源，发现自己更喜欢舞枪弄棒，在武艺上更能找到快乐。
于是，他拜当地拳师们习武，往往乐此不疲，并练就了强健的体魄与一身过硬的武艺。
由此，江忠源的人生轨迹开始了极大的转向。他不再在四书五经上下功夫，而是成天与一些拳师们泡在一起习武喝酒，切磋武术，对读书已经提不起了多大的兴趣。
在我国自宋代始，文人都比较轻视武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人。这一成见与偏见，在明清以后更甚，所以练武之人在社会的地位普遍比较低。
江忠源与当地及周边的一帮拳师们结识后，除了练武习拳外，便是喝花酒，泡赌场。江忠源自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不到几年，江忠源便把本来还算殷实小康的家庭便拖入到了贫困的地步，他自身也欠下了不少的赌债。
也许江忠源在武艺上有些天赋，1837年，时年25岁的江忠源竟然在湖南长沙乡试武举中考取了武举人。
在大清一朝，武举人的社会地位与含金量虽然比不上文举人，但是好歹也是个举人。
由于在新宁县历史上，从没出现过一个举人，江忠源的这一“壮举”一下子在新宁县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赞誉其为新宁县“破天荒举人”。由此，江忠源声名大振，在新宁县及邵阳地区成了名人。
这一年，江忠源重新开始了自己人生规划的思考，知道如果再整天与一帮拳师的混迹在一起喝酒划拳、逛青楼泡妞，那自己这一生也就完蛋了，不要说步入仕途建功立业，弄不好今后在比拳斗狠、赌博狎妓冶游中连性命也会弄丢。
于是，江忠源决心戒掉身上这些毛病与陋习，痛改前非，立志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好在他内心有坚定的信念与强大的毅力，不到一年他便戒掉了这些毛病。
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江忠源决定去京师参加戊戌科会试，以便博取功名，步入仕途。
这一年的会考，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左宗棠与郭嵩焘都参加了。这是左宗棠与曾国藩二人的第三次进京会试，左宗棠与郭嵩焘二人再一次未中落第，曾国藩则幸运地考中了，并在殿试中以三甲第四十二名，被道光皇帝赐同进士出身。
此次进京时，他们人并不完全熟悉，尚无多少人生的交集。
不过，后来的时代潮流把他们四人的命运交织捆绑在了一起，并成为一个时代最耀眼的将星与统帅级的人物。
二、江忠源进京会试，与曾国藩结识，途中放弃考试而行义举，一时赢得湖南士绅们的交口称颂；
1838年2月，江忠源前往京师准备会试，以期博得功名。
然而，江忠源在会试中落第了，想起自己的孟浪岁月，心中不免有些落寞惆怅。返回时，他为了排遣胸中愁思，在京师一家旅馆的墙壁上题诗一首：
“劳生无计了情缘，踏遍红泥意黯然。万里关河鱼腹纸，五更风雪马头鞭。浪游燕市悲前事，小别章台感隔年。寂寂晓风残月里，选词谁唱柳屯田。”
从这首自省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江忠源青年时期的风流韵事。
回到家乡后，江忠源虽然强行自我约束，不再呼朋唤友，聚众而赌。但是，每当他经过青楼歌馆之时，仍然心荡神驰，依依回首。好几次都快“旧病复发”，好在最后还是约束住了自己。
他开始发奋读书，但仍不喜八股文及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他喜欢钻研的尽是一些致用实学之类的书。
1844年，即道光二十四年，江忠源凑足路费，再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
这一次，他的科考命运会如何呢？
此时湖南湘乡籍的曾国藩在1838年中进士后，在穆彰阿与理学派大师倭仁的关注与提携下，只用短短的6年，使做到大清人事部副部长——吏部右侍郎的高位，在京城一时名誉鹊起。
江忠源对湖南湘乡县曾国藩早有所闻，于是决定去拜会一下这位湖南同乡。
当江忠源来到曾国藩的住所后，曾国藩听说是新宁县的“江湖浪子”江忠源来访，他闭门不出。
在曾国藩的心中，此时的江忠源是个游手好闲、聚众赌博、不务正中的社会混子，自己怎么能与他见面交往呢？
江忠源见曾国藩久不开门，于是在门外大喊道：
“伯涵(注：曾国藩字)兄，尔总不能拒绝一位立志改过自新的同乡对你的拜访吧？”
躲在房间的曾国藩听闻此言，觉得此人言之有礼，于是开门把江忠源迎进了宿舍。
不料，此次见面，二人相谈甚欢，江忠源就天下大势与之侃侃而谈。
江忠源虽然对曾国藩肃然起敬，但宾主二人谈话时，并不拘束，谈到社会上的奇闻趣事时，不时开怀大笑，毫无掩饰，胸襟坦荡，有一股奇侠之气。
其声如洪钟，气宇不凡。江忠源讲到兴奋之处，更是手舞足蹈，一不小心甚至将桌前的茶盏打落在地，但他依然面不改色，谈笑自若，仿佛无事一般。
曾国藩甚异之，一时有相见恨晚之感，由此二人结识好友，并开启了此后事业上的合作。
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此次二人见面的情景，他写道：
“此次京师，新宁常孺(注：江忠源字常孺)来访，阔言纵谈，甚欢。生平未见如此人，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而死。”
曾国藩预言：此人能办大事，日后会成名天下，但不会寿终正寝，最后会壮烈而死。
曾国藩在看相识人上，是晚清一绝，言中者十之有九。他首次与江忠源的见面，便预言了江忠源的人生结局，当真一语成谶，后来的确一一应验了。
此次，江忠源在会试前却放弃了考试，却以两件义举震动了湖南省士子们。
正当江忠源准备离京之际，他遇上了同样住在京师湖南会馆的新宁老乡邹兴如。
邹兴如虽说祖籍湖南新宁，但他客居陕西有年，只是因为会考，不得不按籍贯所在地以湖南省考生参加会试而住进了湖南会馆。
不巧的是，邹兴如在京城会考即将开始前一下子病倒了，很快便卧床不能起了。
江忠源以其为同乡，二话不说仗义照料起了邹兴如的病情。
他乡遇故知，更何况此时邹兴如落难病重，对江忠源无比感激。
邹兴如在京师久病不愈，钱也花光了，仍不见好转。不久，邹兴如便病逝于京师湖南会馆。临终前，无亲无戚在身边的只好委托同乡江忠源以身后之事。
可是，此时的江忠源一无余钱处理此事，二是他并不去陕西，如果答应此事，江忠源就不得不放弃这三年一次的会试机会，将邹兴如遗体运回陕西。
怎么办呢？
江忠源思忖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考试，亲自扶邹兴愚灵柜千里还乡。
他的这一决定，震惊了身边周围之人，有不少人劝他再思他法，先参加考试后再作定夺。
然而，江忠源拒绝了众人的好意，决心亲自扶灵送邹兴如遗体回乡安葬。
不过，好在邹兴如的堂弟邹春笙得知后赶来了京师。
遗憾的是，当邹春笙赶来时，京师的会试已经结束。就这样，江忠源错过了此次会试。
正当江忠源为同乡邹兴如的事松了一了气之时，又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与他同时加此次会试的老师、湖南湘乡举人邓鹤龄在会考结束后也病倒了，几乎不能自理了。
邓鹤龄，1792年生，字菊泉，号铁松，湖南湘乡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举人，与左宗棠在同年时考中湖南乡试举人。此后，他多次会试不中，1841年会试落第后被考官选为国史馆“誊录”、国史馆议叙，留在京师当了个无品无秩的抄写员。
1844年再次参加会试，不期又落第了，受此打击，邓鹤龄一下病倒了。
于是，邓鹤龄决心辞去国史馆“誊录”之职，此后亦不再参加会试，准备回到家乡湖南湘乡，教书育人，了此一生。
由于江忠源在青年时，来过湘乡多次，游学于邓鹤龄，因此二人有师生之谊，感情甚笃。
于是，护送病中的邓鹤龄返乡的任务又落到了江忠源的身上。
在湖南同乡们的募捐帮助下，江忠源凑足了返程的路费，从京城一路南下，水陆并用。
可是，当邓鹤龄还只到河北境内的献县时，邓鹤龄连车也坐不稳了，江忠源只好与老师一起在献县住了下来。
这一住便是好几个月，献县的郎中大夫诊断多次，终无回天之力。邓鹤龄在异乡撒手而去。
江忠源此时手上银两路费也不多了，他在当地买了一副棺材装殓邓鹤龄后，继续向湖南赶路。
当江忠源历尽艰辛一路扶柩护送邓鹤龄的遗体返回其故里后，整个湖南人民都轰动了。
此时，已经是次年(1845年)的元月。
京师距离湖南湘乡有近三十余里，江忠源不畏艰辛，扶柩送老师遗体回家，前后费时三个多月，终于将邓鹤龄的遗体运回了老家湘乡县宣风。
江忠源的壮举义事，一时轰动了全国，湖南士绅对此无不称颂，赞江忠源不忘乡梓之谊，有大义于同乡之人，此豪情侠义虽比之昔日千里走单骑的关云长，也丝毫不多惶让。
这一件事让江忠源在湖南士子们心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直到同年(注：即1845年)的九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家人叔父的信中还提到了此事，表示无限的钦佩。他信中写道：
“湘乡邓铁松孝廉于八月初五出京，竟于十一月卒于献县道中。幸有江岷樵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诚必信。此人义侠之士，与侄极好。新化孝廉邹兴如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灵榇回南。今又扶铁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侠士也。扶两友之柩行数千里，亦极难矣。”
自此，湖南之人不知有天下状元为何人，但都知新宁有江忠源其人。
此事让湖南同乡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感慨万千，莫不为之敬佩。
三、以军功崛起，一出山便显露了极高的军事才能，引起了朝廷咸丰帝的关注；
1847年后，江忠源深感时局不稳，于是在家乡办起团练，组织建起了一支近300人的乡勇，用以保卫家乡的一方安宁。
这一年，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几县，发生了以雷再浩等人为首的山匪起事。
江忠源应广西全州知县之邀，前往平息此次起事。
于是江忠源率几百乡勇前往，其以过人的胆识，深入山匪巢穴，一举荡平了这股势力，并生擒了首领雷再浩。
江忠源因功被朝廷调用，补地方知县候用。
1849年秋，道光二十九年，朝廷下旨调江忠源前往浙江秀水县任知县。
由此，江忠源正式踏上了仕途，成了大清七品地方县令。
这一年，他已经37岁了。
此时的江忠源做梦也不会想到，只不过三年，他便以火箭般的速度串升至了安徽巡抚，成了大清名抚其实的封疆大吏，官居朝廷二品大员。
为什么他能在短短三年连升八级，从一个七品小官飞升为一省之巡抚呢？
1851年1月11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了。
此时的江忠源因为父亲病逝在家“丁忧”守制。时任广西提督的大学士、旗人赛尚阿因为欣赏江忠源的勇猛与军事才华，向朝廷请奏将其调入了军中，并划拨副都统乌兰泰指挥。
1852年初，清军攻打被太平军所占的永安，战争中乌兰泰追击太平军主力时，在桂林城南被炮火击伤，不久伤重而死。
赛尚阿让江忠源接替了乌兰泰之职，由此江忠源独领一军，开始了其真正的军事生涯。
1852年4月初，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后，继续北上围攻桂林。
此时的太平军战斗力并不强，在围攻33天不克后，只好撤围继续北上。
当太平军北上途经广西全州县时。
由于全州县并不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所以太平军在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统帅下，准备绕城而过，不希望在此耽搁什么时间。
他们此行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湖南省会长沙，拿下长沙获得重要的战略物质粮饷等，同时进步扩充部队的兵源。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当南王乘坐一黄呢大轿从城下不远处经过时，全州城墙上的一名乡勇，见到太平军的一黄色大轿时，一时冲动放了一炮，结果将轿中的人炸成了重伤。
受伤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太平军的重要创始人、南王冯云山。
太平军一时无比愤怒，停下了北上的行军步伐，开始围攻全州，坚决要为南王冯云山报仇。
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极大改变了太平军初期的走向，从而丧失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当太平军攻下全州县城时，已经过去了11天，此时已经是5月中下旬。
太平军攻破全州后，将全州城洗劫一空。为了泄愤，太平军首次开启了残忍无道的屠城模式，一时之间全州城成了人间地狱。不过亦有史载，全州城破之前，守城县令命人开启城中门让老百姓都逃出了城，所以破城之日所屠者非一般老百姓，皆为官兵及其家属。
洗劫全州后，太平军一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向湖南杀去。
此时，正值南方阴雨连绵的雨季，行军路上泥泞不堪，行进十分缓慢。
湘江河面，水位开始暴涨，河面顿时变得十分宽阔。
于是，太平军决定将大军全部改为坐船顺湘江北上，从水路进入湖南境内。
从水路顺江而下，几天便可到达长沙。这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如果计划顺利，长沙就危在倾刻之间了，太平天国与大清的命运都有可能重新改写。
然而，轻敌与骄纵永远是军事上的魔鬼。
一路顺江而下的太平军主力，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乘船顺江而下太平军，没有在湘江两岸部署步兵与主力同时前行掩护主力部队。
在太平军看来，清廷绿营与八旗军都是一群饭桶，畏战怕死，完全不足惧。更何况此时江面宽阔，即便两岸有少量伏兵，没有水师的清军也奈何不了他们。
事实上，此时的清军的确形如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
如果不出意外，太平军顺江而下，三日之内便可到达长沙城外围。同时，由于湖南的兵力，在此前大都调去了广西，省城内除了尚在训的团练乡勇几百人外，只剩下不到3000人的老弱士兵，而何况长沙城墙的修缮与整固还远没完工。
长沙城危矣！
关于这一点，就连远在北方京城的年轻皇帝咸丰也十分清楚。
就在同年5月下旬，咸丰帝已收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等人的奏折。
然而，这却为江忠源创造了一战成名的良机。
此时的江忠源因不满于清军上层对太平军战事的互相掣肘，他自率楚勇千余人返回了湖南。
在攻陷全州城后，太平军获得了不少战略物质，计划由水路沿湘江直取长沙。
自古以来，骄兵必败。由水路而来的太平军不知道他们将在长沙附近不远处的小小蓑衣渡，会迎来他们自起事以来的首次惨败。
蓑衣渡位于全州城北湘江主航道的一个东向渡口，此处水面不宽，然而水流湍急，到处都是浅滩，西岸则是一片延伸到河浅水区的密林。
江忠源在充分考察地形后，命人砍伐沿岸大树，堵塞好主航道，并在河底密布浅桩，将千余楚勇埋伏于密林深处。
1852年6月10日晚，一路防备松懈的太平军水师沿湘江来到了蓑衣渡，前哨船在湍急的江流中一头撞在了江中心的大树上，船底被河底的浅桩卡住，前退不得。
江面一片漆黑下，后面的战船避闪不急，一时撞在了一起。
埋伏在近岸密林中的江忠源急令开炮，江面顿时火光冲天，太平军上百条战船被浅滩上的木桩卡住，完全失去了机动灵活，顿时成了活靶子。
太平军残兵只得弃船，纷纷趟水向河东岸撤退。
江忠源命人一路炮击，乱了阵脚队形的太平军死伤无数。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太平军余部才逃到河的东岸。
此一战，太平军由广西带出来的原班人马损失万余人，河道上一时尸横遍地，其在全州城所得战船辎重悉数被毁。
更要命的是太平军起义主将、运动早期的主要战略规划者、南王冯云山在此战中一命而归。
冯云山的死，可以说极大影响了太平军以后的战略发展，让此后的太平军失去了一位颇负战略远见的杰出将领，也为太平天国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四、江忠源的崛起与急剧损落：只因轻信老乡中的猪队友，在庐州城兵败惨死；
蓑衣渡之战，江忠源以区区千余兵勇，让太平军遭遇起义来最惨痛的失败，损兵折将，上万广西原班人马殒命湘江。
江忠源得以一战成名。
蓑衣渡之战的胜利，让朝廷咸丰帝看到了乡办团勇的希望，为大清平定太平军起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不久，南方数省的乡勇团练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此事在家丁忧守制的朝廷副部级官员曾国藩，在咸丰帝的旨意下也办起了湖南乡勇团练，走上了翰林变绿林的从武之路，最终成为了湘军鼻祖与创始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湘军崛起之路。
蓑衣渡之战的胜利，为保全湖南立下了首功，也让江忠源直接进入了咸丰帝的视野。
1853年2月，江忠源被朝廷任命为正三品的湖北按察使。
1853年6月，太平军西进，目标是拿下具有战略意义的江西南昌。
此时的南昌城防御空虚，人心浮动。官兵毫无斗志，百姓纷纷外迁避祸，南昌城外防线新募的兵勇，往往一见到太平军便自动溃散而逃，种种迹象表明南昌城已后丢失在即。
刚上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再次挺身而出，又一次施展了他大清“救火队队长”的角色，成功地扭转了南昌城破的危局。
当江忠源获此军情后，又应江西巡抚急救之请，顾不得自己身边只有将士1300余人，马上率领这千余名楚勇紧急驰援江西。
江忠源星夜飞驰，抵达南昌城后，以铁血手腕将南昌城墙外一切建筑、民居尽数烧毁，以此清除太平军攻城时可资利用的掩体与物资。对于凡事畏战且散布失败言论的官兵，一律缉拿问罪，并下令胆敢有言撤退者，杀无赦。
经过江忠源一系列铁的手腕，南昌城内军民人心一时安定了下来。
当太平军骑兵赶到南昌城外时，江忠源所率兵勇将士早已严阵以待。
由于南昌城外方圆5里之内毫无了民居及其他建筑物，敌情一览无余。太平军在强攻无果的情况下，连续三次从远处挖地道到城墙下施以爆破之术，均被江忠源一一破解，南昌城仍然固若金汤。
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形成了一场消耗战与拉锯战。
攻打南昌城的战斗整整持续了93天，太平军损失惨重。这让东王杨秀清大为不满，加之后勤已经跟不上，只得下令太平军停止进攻，无奈地撤出战斗，南昌战事黯然收场。
江忠源以弱胜强，坚守南昌三个多月，重创了太平军在江西的军事行动。
咸丰帝获此战报，龙颜大悦。
同年10月，咸丰帝下旨升任江忠源为安徽巡抚。江忠源由此成为早期湘军第一位获得大清封疆大吏的主要将领。
他的这一封疆大吏实位的获得，比湘军三主帅中的胡林翼要早2年，比曾国藩则早7年，而比随后崛起的左宗棠则早了将近9年。
由此可见，江忠源在咸丰帝心中的信任度与重要性。
为了江忠源的安危，咸丰帝还曾特地下旨指示江忠源，不要每战亲自冲锋在第一线作战，主要搞好用兵指挥与居中调度，以免身陷不测。
在这一点上，看来咸丰帝是不昏愦与平庸的，颇有先见之明。
太平军在江西南昌攻城失败后，东王杨秀清撤换了西征统帅赖汉英，命翼王石达开接替西征统帅之职。
石达开作为太平军少有的杰出将领，一上任便调整了西征军战略方向，改攻克江西重镇为重点经营以安徽安庆为中心的稳固大后方军事基地。
江忠源终于遇上了自己军事生涯的苦手——翼王石达开。
1853年10月下旬，石达开令太平军回师杀向湖北，再次上演了声东击西的调虎离山之计。
当江忠源带兵回师驰援湖北时，太平军早已拿下了城防空虚的汉口、汉阳、武昌三座重城。
武昌的失守，让江忠源的恩师、时任湖广总督吴文镕被迫于黄州诸城(今湖北大冶市)投水自杀。
为报恩师死难之仇，江忠源汇同从江西、云南、四川等地赶赴湖北的清兵，准备在武昌城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此时太平军虽然连克武汉三镇，然兵力不过万余人，若与清军决战，胜负实属难料。
于是，石达开在武昌城虚晃一枪后，令太平军主动撤退武昌，兵锋一转，直接又杀向了兵力空虚而粮草补给资源甚丰的皖北。
此时的安徽安失早已失守，成了太平兵稳固的后方军事基地。如果庐州(即今天的合肥市)再失，那么安徽北部基本上就姓洪了，成了太平军的天下。
身为安徽新晋巡抚的江忠源职责所在，自然不能让庐州落于太平军之手，必须死守，人在城在。
此时的江忠源身在鄂皖交界的六安。六安虽然也为军事重镇，但较之庐州的份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庐州作为安徽省的省会，其军事价值与政治意义，朝廷怎么也不能让其落于太平军之手。
西征太平军在胡以晃的率领下，几万人马向庐州方向挺进，志在一举拿下这个战略重地。
此时庐州府原知府、撒职留位的胡元炜向江忠源发出了紧急求援，在求援信中，胡元炜谎报庐州府后勤粮草充足，可战兵力尚有六七千人，若有抚堂大人坐帐中军指挥，庐州必可守住，求巡抚大人率军速至。
胡元炜系湖南新宁人，与江忠源是老乡关系。其几年前通过巨额捐纳的方式进入官场，后被朝廷派往安徽任庐州知府。
此人到任后便大肆贪财，被朝廷革职。由于处于战时，一人无人接替，所以仍留在庐州府以便戴罪立功。
江忠源虽在1853年10月被朝廷授予安徽巡抚一职后，因为战事繁忙，还没到庐州上任。
12月10日这一天，江忠源将大部分楚勇留守六安后，亲率2700人向庐州城紧急驰援而去。
当江忠源赶到庐州时，才发现胡元炜所言有可战之兵力尚有六七千人完全是一派胡言。实际上，庐州城内可供守城兵力仅仅能凑足2000余人。如果加上自己的带去的人马，也不足5000人。
这点兵力要面对胡以晃所率西征太平军精锐，守住庐州这是远远不够的。
此刻再行招募训练，已经来不及了，省外各路援军赶来尚需时日。
危机关头，江忠源再次显示了其军事雄才。
他颁布一道命令：凡有意协助守城之士，皆可自由登城，一体抗敌，战后凭功行赏，决不食言。
此令一出，庐州城内一时汇集了上万余名勇士。
江忠源认为仅靠这些未加训练的临时兵勇，不足以守卫若大的庐州城。在经过细仔勘察地形后，他认为太平军进攻的重点将是庐州城的水西门。
事实上，江忠源的判断是精准的。
大西门地处环城之山对面，太平军若扎营于山上，便可居高临下，俯瞰城内一切军事动态。
于是，江忠源决定亲自坐镇水西门指挥。
12月14日，即在江忠源赶到庐州布防不到48小时，太平军胡以晃的大军便杀到了。
胡以晃仍太平军早期少有的名将，颇有军事才华，深得翼王石达开的信任与器重。
太平军一到庐州城外，便以火力四处骚扰，分散守城清兵的注意力，然后集中于一处组织强攻，以便将城墙撕开一条缺口。
然而，太平军的多次强攻都被江忠源率部击退。
双方你来我往，急战到第五天，在付出惨重的伤亡后，太平军仍然无法突破庐州城防。
眼见强攻无望，胡以晃决心采用老办法：掘地道攻城。
到了17日这天，太平军悄然逼近庐州城大东门外侧的护城河北面，展开了挖掘通往城内的秘密通道。
就在太平正挖掘正酣之际，江忠源却已早有所察，于夜间出兵偷袭了太平军所掘隧道。
正当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清军外省援军已经陆续赶到庐州外围。
如果胡以晃不能在接下来的几日破城，那么围城太平军将会身陷清军外援兵力的反包围之下，那鹿死谁手，未可料矣。
胡以晃不愧为太平军名将，他临机立断，在太平军包围庐州城的外围下令修起了一道“木城”，用以阻击清军援兵。
所谓“木城”，其虽系木材构造，实则外部覆以厚重粘土，犹如一道凯甲，内部可以兵士自由穿梭，畅通无阻。木城通道上开凿小孔，以便枪炮射击敌方，阻断外围之援敌。
这一军事创举，胡以晃早在几个月前率军攻陷安庆时就用过一次，收效奇佳。
在攻打庐州城时，胡以晃就考虑到一旦攻城受阻不能及时破城时，为阻击清军外援而作了充分准备。
由于清军外援受阻，加之援军并不能死战，所以清兵的外援始终沦为了庐州城外的看客。
一时之间，江忠源与胡以晃可谓棋逢对手，一个是步步紧逼，一个是见招折招。
1853年12月28日，此时庐州已经是天寒地裂。双方胶着的庐州攻防战事，已经进行了一个半月之久。
太兵军攻城部队已经是人困马乏，后勤粮草亦渐渐不支。
如果再不能攻下庐州城，那么太平军只能撤退了，并且将前后受敌，面临不可测的风险。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早被撒职的原庐州知府胡元炜叛变投敌了。
他将庐州城大西门的城防详情送给了太平军主将胡以晃，并成为太平军的内应。
是日，太平军冒着凛冽的寒风，犹如猛虎下山，对庐州城大西门守军发起了骤风暴雨般的攻势。
大西门被太平军成功炸出一条宽约五丈余的口子，太平军拼死冲向城墙缺口。
江忠源真不愧为湘军集团早期名将，早有所备的他在此准备了大量的沙袋石块，迅速地率部又堵上了缺口。
1854年1月9日，大西门再次被炸开，可是又被江忠源封堵上。
经过近二个月的鏖战，江忠源手下的兵力越来越少了，已经不足三千余人。
1月14日，太平写利用挖掘平行双遂道之法，再次在大西门爆破成功。
当守城清军封堵缺口时，平行的第二遂道口又一次引爆，将封堵的清兵炸得血肉横飞。
太平军乘势一拥而入，冲进城内。
当太平军冲进城内的一刻，江忠源已经抱定了决死之心。
他不希望自己被俘后受尽太平军的屈辱。他拨出身上佩剑朝自己胸前刺去。
但是，他身边的一位亲兵眼疾手快夺下了江忠源手中之剑，另一位叫马良勋的亲兵背上他准备从北门逃出。
江忠源以尽乎决绝的方式咬破了马良勋的耳朵，得以挣脱其束缚，随即挥剑投入了与太平军的近身肉搏之中。
当江忠源战至水闸桥时，其身已负伤七八处之多，举步维艰，不复能再战。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奋力一跃，毅力跳入了脚下的古塘之中，选择了一位血性将帅应有的悲壮了断。
这一刻，江忠源距离其受印安徽巡抚一职不过90多天。
一代将才、湘军早期创始人江忠源便去这场内战中过早地殒落了，死时年仅42岁。
五、文章结语；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在那个风雨如晦、列强环伺、海江忧患的年代，大清与太平天国双方涌现出了不少才华横溢的军事将领，他们不是死于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战场，而是死在了民族内斗与内耗上，这不能不令后世人之惋惜。
然而，江忠源之死与后来太平天国运动悲剧性的收场，却留给了历史太多的思考。
——青峰，2025年6月22日写毕于鄂西长江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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