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参加250公里的超级马拉松的时候，苏菲-鲍尔连一个完整的3公里都没跑过。她当时刚结婚，进入自己并不擅长的金融界，在26岁那年，她被追求效率和产出的银行扫地出门。
鲍尔迷茫了两个月，去过泰国，也练过跆拳道，可遥远东方的禅思解决不了她的现实问题。直到一位朋友完成了超长马拉松挑战，并鼓励她也去试试，鲍尔这才找到了新方向：“我第一次迈开双腿，就意识到我喜欢超长跑。这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自我极限的方式。”
很快，鲍尔一发不可收拾，在跑步机上连跑48小时365公里、三天之内徒步穿越爱尔兰、在170公里的漫长赛道上给三个月大的孩子哺乳......她迅速成为英国乃至全世界最知名的超长跑女选手，不仅推动了超长跑赛事规则的改变，还激励着更多女孩投入到体育活动乃至极限运动之中。
虽然小时候的鲍尔并不爱运动，在学校组织的跑步比赛中跑过倒数第二，但在听到朋友劝她报名长跑比赛时，她还是心动了：“我徒步的速度很快，在泰国练过跆拳道，接受过力量训练，旅行的时候也经常走很远，我不知道超长跑需要什么，但在当时，我觉得报名参赛才是正确的做法。”
毕竟，在人生迷茫的低谷期，就算再远的终点线，也是引人前行的一个方向。
很快，鲍尔跑过了人生第一个三公里、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的超马挑战赛。她发现自己跑得比其他人都更快，很快她就自信了起来：“超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管理，补充营养和水分，时刻关注身体和双脚，这正是女性擅长的地方。”
这份自信和方向感支撑着鲍尔跑完了全程，那一刻，她真的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漫长的奔跑可以让她置身大自然，远离尘世喧嚣，还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更重要的是一步步挑战自己的极限，一两百公里积累下的乳酸、疲劳和疼痛，终将在抵达目标的时候兑换成超越自我的成就感。
“你要设定一个稍微超出自己舒适区的范围，如果我预先知道自己能做成什么事情，那在事成之后，我就无法体验到那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是非常个人化的，对我来说，它意义非凡。”
跑完第一个超级马拉松后，鲍尔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超长跑之中，她一口气参加了50多场超马，还在2023年参加了24小时世界锦标赛。这项赛事由国际超马联合会组织，选手要不间断地跑一天一夜。在这24小时中，鲍尔跑了整整227公里，高居英国女选手第一、总排名19位。
但鲍尔很快撞上了女跑者最厚的一堵墙——只要怀孕生产的时间段和赛事撞车，女选手就无法保留参赛资格，只能弃权。而超马赛事的参赛资格又珍贵如金，在失去名额后，如果抽签没能抽中，就只能靠积分直通，可积分本身就离不开大量赛事的积累，留给女选手的选择并不多。
虽然欧美世界最早开始喊性别平等、生育平权，但在龙蛇混杂和两性冲突之下，真正需要平权的超马赛事却被遗忘在角落。连普通的小腿拉伤都能合理延期、保留参赛资格，女选手怀孕却只能被迫放弃，然后在年复一年的抽签、等待中，逐渐失去竞技水准。这一切只是因为赛事方觉得“保留名额太过繁琐。”
鲍尔本人就曾是受害者，她在2014年因怀孕失去名额，第二年只能参加“短途”的101公里赛段，随后连续两年抽签落选。可她拒绝放弃虚无缥缈的机会，就算在怀孕期间，鲍尔也每周坚持健身，哪怕在孕早期练到精疲力竭，也依然坚持训练计划。这种顽强的意志力让鲍尔得以通过小型赛事积累积分，在她看来，这无关保持状态，而是为自己争取参赛的机会和时间。
“我已经把超马赛事写进了日程，有些优秀选手将母亲的身份视为全部，这很了不起。但还有更多女性不愿迷失自我。人生是由多种身份组成的，放弃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实在太难了。”
2018年，鲍尔终于重返环勃朗峰超马比赛，可她的二胎刚出生，生产后的女性盆骨异常脆弱，身体状态也无法和巅峰期相比。然而等待四年的鲍尔决心已定，尽管她的理性告诉自己“我不觉得自己真能参加比赛”，但她还是遵从本心，精准控制自己的能量摄入和输出，在极限长跑的同时坚持母乳喂养，堪称英雄母亲。
可精密的计算还是出了差错，在起跑线上，鲍尔前脚刚给孩子喂完奶，后脚就出发参赛。仓促之间，她忘了带吸奶器，在此后漫长的16小时里，她只能一边忍受疲劳和胸部涨痛，一边找机会躲在林荫和厕所里挤奶。
第二天早晨，鲍尔和家人终于在补给站相遇，她接过刚满一百天的孩子，一屁股坐在四仰八叉的男选手身边，撩起衣服，一只手接上吸奶器，一只手给孩子喂奶。此刻，正在补给站拍照的摄影师亚力克西斯-伯格发现了这一幕，他的身体比脑子更本能地反应过来，举起相机，迅速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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