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2025年美国首个《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震撼发布，ADA现场直击|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治疗|美国|肥胖症|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撰文：静心

2025年6月20-23日，第85届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科学会议在美国芝加哥隆重举行。会议上肥胖与糖尿病的密切联系成为焦点之一，数据显示，美国约有1.1亿成年人受肥胖问题困扰，而每年新发2型糖尿病病例中，高达53%与肥胖相关[1-2]。这一严峻形势凸显了制定科学、规范的临床管理指南的重要性。

在6月20日举行的《2025年超重和肥胖诊疗标准》更新研讨会上，ADA发布了美国首部针对超重和肥胖管理的诊疗标准。该《标准》特别强调消除医疗环境中的体重歧视，提出包括医务人员专业培训、营造包容性诊疗环境、推行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促进医患共同决策等关键措施。此外，研究者透露未来指南将进一步扩展，可能新增药物治疗专项内容，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全面的循证依据。

肥胖加速蔓延，是时候给它一个“底线”了！

美国肥胖医学委员会（ABOM）基金会的首席医学官Kimberly Gudzune教授就肥胖诊疗的现状与需求进行剖析，指出美国肥胖问题正不断加剧，形势严峻：

➤肥胖流行现状：美国成年人的肥胖与严重肥胖问题愈发突出[3-5]。

1999-2000年，美国成年人肥胖[体质指数（BMI）≥30kg/m2]流行率约30.0%，
2021-2023年升至40.3%；三级肥胖（BMI≥40kg/m2）流行率从约5.0%增至9.7%（如图1）。

图1：美国肥胖和超重的的流行现状

此外，近20%美国儿童也患有肥胖症，肥胖问题已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肥胖疾病认定争议：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99年就已将肥胖列为一种疾病，而美国医学会（AMA）也在2013年正式认定肥胖为一种疾病，但这一观点在临床一线医生中仍存在争议。部分初级保健医生在焦点小组讨论中表示，他们不完全认同将肥胖视为疾病的定义，认为肥胖更像是一种疾病的风险因素，而非独立的疾病本身。他们担心将肥胖作为疾病来界定，可能会削弱患者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意识，同时也可能影响医患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肥胖的诊疗挑战：美国医生对肥胖态度调查发现，即便大部分初级保健医生（80%）、内分泌科医生（83%）和心内科医生（83%）认同肥胖是AMA定义的疾病，但仍有相当比例医生对肥胖的认知存在误区，认为肥胖是缺乏自控的结果[6]，从而导致在与肥胖患者沟通时出现诸多障碍，包括缺乏专业培训和转诊资源、在交流中冒犯患者，以及对减重干预效果的信心缺乏。

➤肥胖诊疗级联与治疗现状：从美国成年人（30-64岁）肥胖诊疗级联数据来看，尽管多数人（BMI≥30kg/m2）有减重意愿并尝试过减重，但寻求专业医生帮助的比例很低。尽管当前针对肥胖的治疗手段丰富多样，但美国的肥胖患者群体始终未能获得基于个体差异的精准化妥善治疗。

为应对美国日益严峻的肥胖问题及相关诊疗挑战，ADA制定了《超重和肥胖诊疗标准》[7]。其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汇聚跨专业专家，多个组织参与标准制定。该《标准》提出以并发症为中心、降低风险与疾病负担的方法，注重肥胖相关疾病预防管理，强调治疗方案个性化定制，避免只关注体重数值下降，助力医疗人员精准识别获益患者并提供有效建议。

Kimberly Gudzune教授表示，ADA肥胖诊疗标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个性化且公平的诊疗服务。它致力于弥合临床实践差距，提高治疗可及性，改善患者长期健康结果。通过这些举措，期望为肥胖患者带来更全面优质护理，助力其管理体重、预防并发症，提升生活质量。

超重人群，为什么只有2%接受治疗？

ABOM的创始成员和前主席Louis J. Aronne博士强调，对于患有2型糖尿病且超重或肥胖的患者而言，体重管理应成为治疗过程中的核心目标之一，与血糖控制同等重要。他指出，即便是轻度的体重减轻，也能显著改善血糖水平和多种心血管风险因素，而减重超过10%则可能带来更深远的益处，包括疾病状态的改善、2型糖尿病的缓解，甚至对长期心血管结局和死亡率产生积极影响[8]。

体重管理不仅对于预防糖尿病前期进展为2型糖尿病至关重要，在已确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治疗中也具有重要价值。它可以提升血糖控制效果，减少对药物的依赖，同时降低心血管风险，减轻与肥胖相关的其他健康问题，如睡眠呼吸暂停、胃食管反流病以及某些类型的癌症等。

然而，肥胖症的治疗在当前仍被严重忽视。尽管几乎一半的美国成年人符合使用抗肥胖药物的建议标准，但实际上仅有不到2%的人接受了相应治疗。这一巨大落差反映出肥胖症治疗现状的不足，也暴露了社会和医疗系统在认知与实践层面上的问题[9]。

Louis J. Aronne博士提到，肥胖症的诊断率依然偏低，许多患者未能及时获得干预。根据FAIR Health的最新数据显示[10]，尽管使用胰高糖素样肽-1（GLP-1）类药物治疗超重或肥胖的患者比例有所提升，但相对于肥胖人群总量，这一比例依然很小。同时，越来越多被诊断为超重或肥胖的个体，并未合并2型糖尿病，这进一步凸显出在没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肥胖诊断和治疗的缺失。

此外，导致肥胖治疗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对肥胖者的污名和偏见、缺乏对肥胖作为慢性疾病的正确认知、保险覆盖不足、专业培训缺乏、对治疗长期安全性的顾虑，以及公众对治疗手段的认知不足等。为了改善这一现状，Louis J. Aronne博士表示，建立肥胖治疗的诊疗标准显得尤为重要。

对此，他向ChatGPT提出了一个问题：“建立肥胖的诊疗标准是否有帮助？”

ChatGPT的回答是：是的，建立肥胖治疗的标准可以带来显著帮助。

原因如下：

提高治疗的一致性；
更早的干预；
减少污名；
改善保险覆盖；
为提供者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

减少污名，让肥胖患者敢于求助！

在医疗环境中，体重污名和偏见是一个长期存在且亟需解决的问题，它不仅出现在制度和结构上，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甚至深藏于患者自身的心理感受里。

在制度和结构层面：

歧视性的政策；
不包容的文化氛围；
缺乏包容性的物理设施（候诊室中不适配的椅子、检查设备与量测工具的尺寸不足）都是对肥胖个体潜在的不欢迎信号，往往会加剧体重污名的发生，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就医意愿与体验。

在人际层面：

对患者的厌恶和指责；
不准确或不公平的假设；
无礼的言语交流；
差别化的治疗建议，甚至拒绝提供诊疗。

Kimberly Gudzune教授指出，这些交流行为不仅削弱医患关系，也加剧患者对医疗环境的焦虑和防御心理。2016年一项针对美国3205名住院医师的调查显示[11]，在使用反肥胖态度量表（AFAS）评估医疗专业人员的反肥胖偏见时，家庭医学专业的平均得分为2.44，而骨科手术专业为3.38，提示体重污名在整个医疗系统中广泛存在。

在个人内心层面：

患者往往因预期来自他人的评判或歧视而产生自我污名；

个体出现抑郁、焦虑、自尊心降低及身体形象负面感知等心理困扰，同时引发不适当的行为反应，如暴饮暴食、热量摄入增加、运动动机下降及饮食失调等。

Gudzune教授指出，肥胖患者由于体重偏见的存在，减少医疗服务利用、降低治疗依从性、削弱对医疗专业人员的信任感，以及减少随访和预防性健康筛查，最终导致沟通不良和体重进一步上升。

针对这一问题，《标准》强调，教育与培训至关重要。所有临床医生及医务人员应接受关于体重偏见与污名的系统培训，以挑战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并提供富有同情心、以人为本的能力进行诊疗工作（如表1）。同时，应建立相关协议，在人体测量和沟通实践中尽可能减少污名化风险。确保提供适用于各类体型个体的设备和设施，例如合适的椅子、检查台、血压袖带和大容量体重秤等（如表2、表3）。

向下滑动阅览

表1：针对医疗专业人员和肥胖个体的体重偏见和污名培训资源

表2：关于临床实践培训的推荐意见

表3：临床实践检查表-最低配置要求

在沟通与合作方面，医疗专业人员应始终坚持非评判性、以人为中心的语言原则。《标准》推荐应优先使用人称优先的表达方式（如“患有肥胖症的人”而非“肥胖的人”），在讨论体重问题前先征得患者许可，并鼓励患者参与共同决策，以实现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同时，应避免使用将责任归咎于个人的词汇，而应采用积极、尊重的语言，建立信任关系（如表4）。

表4：关于沟通与合作的推荐意见

最后，Gudzune教授总结道，要实行以下行动步骤：

1、整合全面的肥胖教育：在医学课程中开发和实施教育项目，强调肥胖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决定因素。帮助医疗专业人员识别并纠正既有偏见，提升其提供富有同情心、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能力。

2、改善临床环境：评估和修改医疗设施，以确保它们支持和适应肥胖个体。这包括提供适当的资源和工具，如特殊设备和家具，以改善患者的体验并鼓励积极参与治疗。

3、促进有效沟通和协作：培训医疗专业人员使用以人为本的语言，并与肥胖个体进行开放、尊重的对话。实施协作护理模式，涉及跨专业团队，以满足肥胖个体的复杂需求，促进全面的治疗方法并减少体重偏见。

参考资料：

[1]https://www.cdc.gov/nchs/products/databriefs/db508.htm?utm_source.

[2]Obesity contributes to up to half of new diabetes cas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21, February 10) retrieved 21 June 2025 from https://medicalxpress.com/news/2021-02-obesity-contributes-diabetes-cases-annually.html.

[3]Hales CM, Carroll MD, Fryar CD, Ogden CL. Prevalence of Obesity and Severe Obesity Among Adults: United States, 2017-2018. NCHS Data Brief. 2020 Feb;(360):1-8. PMID: 32487284.

[4]Emmerich SD, Fryar CD, Stierman B, Ogden CL. Obesity and Severe Obesity Prevalence in Adults: United States, August 2021-August 2023. NCHS Data Brief. 2024 Sep;(508):10.15620/cdc/159281. doi: 10.15620/cdc/159281. PMID: 39808758; PMCID: PMC11744423.

[5]Stierman B, Afful J, Carroll MD, Chen TC, Davy O, Fink S, Fryar CD, Gu Q, Hales CM, Hughes JP, Ostchega Y, Storandt RJ, Akinbami LJ.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2017-March 2020 Prepandemic Data Files-Development of Files and Prevalence Estimates for Selected Health Outcomes. Natl Health Stat Report. 2021 Jun 14;(158):10.15620/cdc:106273. doi: 10.15620/cdc:106273. PMID: 39380201; PMCID: PMC11513744.

[6]Boehmenan, a lignan from the Chinese medicinal plant Clematis armandii, induces apoptosis in lung cancer cells through modulation of EGF-dependent pathways.

[7]Bannuru RR; ADA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mmittee (PPC). Introduction and methodology: Standards of Care in Overweight and Obesity-2025. BMJ Open Diabetes Res Care. 2025 May 16;13(Suppl 1):e004928. doi: 10.1136/bmjdrc-2025-004928. PMID: 40379435.

[8]Obesity and weight manageme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ype 2 diabetes: Standards of Care in Diabetes–2024[J]. Diabetes Care, 2024, 47(Supplement_1): S145-S157.

[9]Thomas C E, Mauer E A, Shukla A P, et al. Low adoption of weight loss medications: A comparison of prescribing patterns of antiobesity pharmacotherapies and SGLT 2s[J]. Obesity, 2016, 24(9): 1955-1961.

[10]Obesity and GLP-1 Drugs: A Claims-Based Analysis Fair Health white paper: May 25, 2025.

[11]Philip S R, Fields S A, Van Ryn M, et al. Comparisons of explicit weight bias across common clinical specialties of US resident physicians[J].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2024, 39(4): 511-518.

更多信息，敬请关注医学界 2025ADA会议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