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验兵，我通过了层层筛选，可最终，公社领导却找了我去。原因不过为那一句——我们大队只有一个名额，偏又有个成都来的知青与我同去。那人若能当兵，便有指望回城安排工作。这说法沉沉压下来，我明白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只能默然把刚刚冒尖的、从军的热望掐断，生生咽回喉咙里。
第二年偏巧不征兵，待到一九七八年底征兵令下来，我竟已超龄了。那年头户籍管理并非细密如网，我一急之下，顾不得细算年纪，报了个一九五九年出生。从此，我的档案便烙上了这凭空移来的年岁，带着急就章刻下的错痕，我总算踏进了军营。

新兵连的日子着实苦累得超出了我想象。印象最深的，是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冬野外练瞄准。我们俯卧在冰冷冻土之上，如同冻结成了土里的一部分，几个钟头都纹丝不动。直到练习结束，身体早已麻木得不听使唤，四肢僵硬得宛如不属于自己，连从冻土上撑起身来都艰难无比。当兵晚了些，我到底错过义务兵期间提干的黄金时机。部队里人都明白，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战后，我所在的部队也如其他各处一样，提拔了不少骨干——可惜那被提拔的光荣，多是属于七五、七六年的兵。到了我这一批新兵，再难赶上这般际遇。这一步落下，后面的路，都仿佛踏错了节拍。
然而最沉重的意外却降临在一九八〇年五月。那天张连长喊住我：“小杨，你骑过自行车吧？西边三公里有九个兵在挖水沟，午饭就麻烦你送一趟。”
我立刻点头应承，把炊事班备好的饭食装进车后大竹筐，推车便出了门。去路虽不远，却坑洼得厉害。上坡只得推着车慢慢走，一到下坡，我立马跨上车座，车便如被风推着，直往下冲，耳旁呼啸作响。
颠簸之间，意外突如其来——前面土路上不知被谁掘了个小坑，我来不及躲闪，车子陡然失控，人连车带筐，斜撞向路边一棵老树。胯下那关键的地方，霎时剧痛如绞，全身骨头都散裂了似的。在地上挣扎了十几分钟，我才勉强爬起。顾不上身上酸痛，先慌忙拾起军帽，定睛看那竹筐：饭菜早已泼洒一地。我忍痛扶起车子，米饭因用布裹着，尚能收拾；炒菜倾覆在沙石地上，只得俯身把散落的菜拣回盆里，又去路旁水沟边清洗干净。重新推车上路时，受伤的地方痛得钻心，我根本不敢骑，只能一步一挪往前捱。挨到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光景，饥肠辘辘的战友们哪顾得许多，匆匆围拢过来扒饭吃。

而我伤处愈发肿痛，低头一看，裤子上已渗出血迹。战友们用板车拉我回了连队，指导员赶忙安排送进部队医院。在那里整整躺了一个月，出院时医生告诉我：“撞得太重了，以后……怕是不会有孩子了。”
一九八一年底，我以“残疾军人”的身份退伍了，领了部队的些许补偿金。本来退伍该回村里种田，因着这残疾之身，得了照顾，被安排进了农村信用社，成了正式职工。
然而“残疾军人”这名头，却如一道无形的沟堑横在了我人生路上。纵然后来境遇尚可，但“残疾人”这一印象却如影随形，终身影响了我婚姻大事的着落。
光阴如水，一眨眼退伍已四十多载。那本退伍证我至今收着，墨迹早已漫漶不清，证件上的钢印也被岁月抚平，模糊难辨了。偶尔翻看，军营岁月便像无声的黑白旧影，一帧帧在眼前无声掠过——只是映照之中，总落着命运的阴翳。
如今我年过七十，在镇上养老院里度着平静的日子。看到战友们老来儿孙绕膝，心里自然也有几分羡慕。可若真要去成个家，又觉得踌躇。有时想想，一个人反倒自在，无牵无挂。

偶尔夜深人静，我也会默默回想，倘若当初不曾把当兵名额让与知青，倘若送饭那天留神些避开了那个坑，我的人生轨迹，会不会有所不同？但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般的念头罢了。
人这一生，有些遗憾是躲不开的岔口，有些失落也并非自己可以左右。当不可预料的苦痛迎面撞来，我们只能学着与这残缺共处——所有无法抵达之地，也许原本就蕴藏在命运蜿蜒的折痕里，只等你默默拾起，带着它踽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