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黄石市博仕肛肠医院在病历抽查中，被发现了触目惊心的问题——在125份病历中，竟有113 份存在过度医疗问题，手术率高达90%，远超当地平均水平。过度医疗已经是医疗系统的一个顽疾，这次暴露的问题发生在黄石市，但问题绝非只有黄石博仕肛肠医院。2024年10月，长沙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主任医师刘翔峰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而刘翔峰就是见病人“来一刀”的典型代表。刘翔峰给人看病，只要患者有点异物倾向，不管是不是肿瘤，一律按肿瘤处理，不做化疗就手术。甚至在做不完全性肠梗阻手术时，找不到梗阻段就把正常肠管切下来蒙骗家属。

当医生的手术刀沦为牟利工具，手术台变为“收银台”时，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院便异化为商场。伪造病情、滥用手术的过度医疗便成了潜藏在医疗领域的系统性病灶。事实上，过度医疗早已不是医德问题，而是医疗制度的问题。当下，无论是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都有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正是这种与利益挂钩的扭曲的激励制度，将“治病救人”的医生和医院变成了“创收竞赛”的经营者。医疗体系的这种利益传导机制，本质上成了滋生过度医疗的温床。

公立医院作为差额拨款单位，财政补助在其总收入中不到三分之一，却要承担30%以上的人员支出。这种“断奶式”财政投入，迫使医院通过医疗服务来创收。“以药养医”“以检养医”，都是过度医疗的结果。黄石博仕肛肠医院将科室利润与医护人员收入直接挂钩，医生为完成考核指标，甚至对无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正是这种机制下的必然产物。另外，当前按项目付费的医保支付缺陷，也是加剧过度医疗的一个因素。医生多开检查单、多用耗材就能多获利。2025 年，医保支付改革虽已实现DRG/DIP 付费全覆盖，但仍有医院存在分解住院、低标准入院等行为。

任何问题的产生都与监管体系的漏洞有关，黄石市卫健部门抽查博仕肛肠医院125份病历发现了问题，而这125份病历并非一个月内就有的，它有一个积累的时间过程。如果常态化抽查监管，从发现第一例开始就进行严管重罚，哪里还会有这125份病 例。表面看，黄石博仕肛肠医院在2020-2022 年间，曾被4次处罚，但罚款加在一起才5万元，对比其胡乱手术的利润，不过是九牛一毛。正是这种疲软监管，过度医疗才屡禁不止。当前，国家医保局已建立医保智能监控系统，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诊疗行为，对偏离平均水平的医疗行为会自动预警，卫健部门只需积极作为就能取得良好的监管效果。

当然，除此之外，医生从“白衣天使”变为“索命屠夫”，医德滑坡和职业防线崩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屠夫医生刘翔峰为获取手术回扣，把无需手术的患者的正常肠管切除；黄石博仕肛肠医院医生手术中擅自更换高价耗材，以“手术紧急”为由搪塞患者，这些行为均已突破医学伦理的底线。如何重建良好的医德医风，需要多管齐下，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改革医护人员的薪酬制度。医疗收费能否与“健康绩效”适度挂钩，这种案例不仅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有，我国三明市医改通过薪酬改革，使县级医院医生收入从过去5.65万元，提升至20 万元左右，有效减少了过度医疗。

2025年，国家卫健委明确规定，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将与职称评审、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建立“职业道德星级评定”制度。同时，还应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将伦理课程纳入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医生的职业责任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一步构建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的治理体系。在医疗层面，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在医保层面，推进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和智能监控；在医药层面，扩大集中带量采购，压缩流通环节的利润。让手术刀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利器，而不是收割财富的镰刀。唯有如此，群众“看病贵”的民生痛点才能真正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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