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初，我和两位战友在老家县城的饭馆里吃饭叙旧。席间有人提起薛仁奎，说这战友如今日子过得艰难。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薛仁奎和我同年入伍，一九八三年冬天穿上军装的。虽说他老家和我不在一个县，实际就隔了二十来里地。在部队时我们同在一个连队，又都是本地人，自然走得近。后来他调到炊事班，我这个老乡也跟着沾光。每逢改善伙食，他总偷偷给我留一份。
记得有天夏夜，我们都躺下睡了，薛仁奎忽然来敲我们班的门。我开门见他端着个搪瓷缸站在外面，没头没脑地说：“快尝尝，好东西！”缸里躺着六块油亮亮的红烧肉。我忙拉他进屋想分着吃，他却把手一缩：“我尝过了，都给你。”那晚我嚼着微凉的红烧肉，只觉得这辈子再没尝过比这更香的滋味。

当兵的两年里，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我总跟他说：“以后我混出样子了，忘不了你。”八五年八月我考上军校，毕业后分到北京，慢慢和他断了联系。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天津，把爹娘也接了过去，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和薛仁奎竟是快四十年没见了。
听到老战友如今的处境，我隔天一早就去银行取了两万块钱。三月五号九点，我在县城拦了辆出租车直奔薛家。路上我还在想，四十年没见的老战友重逢，该是怎样激动的情景。
车开了个把钟头才到村口。他家还是九十年代的老平房，在周围几幢二层小楼中间显得格外扎眼。敲门时院里狗叫得厉害，开门的正是薛仁奎——模样老得脱了形，可眉眼神情还是旧时模样。
我们站在院门口寒暄几句，他引我进了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愣住了：一根十米长的塑料绳横贯院子，上面挂满了灰扑扑的四季衣裳。我刚想细看，脚下突然一滑，低头才见满地都是鸡鸭狗粪。院角停着辆旧三轮车，车上车下堆满杂物。厨房里竟也塞满了衣服。堂屋东间是他们两口子的卧室，床上那床颜色发暗的棉被，我只有小时候在村里见过。西间同样乱得无处下脚。我说帮忙收拾，他连连摆手：“别动别动，换了地方我媳妇找不着东西。”
坐在霉味刺鼻的堂屋里，他絮絮叨叨说着生活的难处。我看着眼前这个弓腰驼背的老汉，怎么也和记忆里那个半夜给我送红烧肉的年轻士兵对不上号。坐了半个钟头，我把带来的礼品放下就起身告辞了。那两万块钱在我口袋里揣得发烫，最终还是没掏出来。

回程的车上我望着窗外。薛家的贫穷不是天灾，是他自己几十年懒散度日的结果。有人说可怜人多少有些自己的原因。看着战友院子里那根挂满破衣烂衫的长绳，我心里一阵发涩。部队教会我们令行禁止、吃苦耐劳，可脱下军装这些年，有些人把骨子里的精气神也一并脱掉了。
车过县界时，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沓钱。人不能只靠过去的回忆活着。那碗冒着油花的红烧肉永远留在了1984年的夏夜，而今天的薛仁奎，早不是当年那个会在熄灯号后，顶着星光给我送肉的战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