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华南索罗斯

当34岁的刘靖康在上交所用一台Insta360全景相机代替传统木槌完成敲钟仪式，背后风投IDG资本的10年陪伴，也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年轻科创版董事长的名号固然精彩，但IDG的故事，也更加传奇——从65万美元开始，10年未曾退出哪怕1分钱，上市首日市值超700亿的影石，让IDG浮盈超80亿，回报超百倍，被誉为“一场重仓年轻人的胜利”。

这样的胜利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从2014年开始，IDG设立专项投资基金，搜罗年龄在20-25岁之间的优秀创始人。B站徐逸、喜茶聂云春、莉莉丝游戏王信文，众多知名的或暂时不那么知名的90后年轻创业者背后，都有IDG的身影。

但大多数人只看到了IDG收获颇丰，数钱数到手软的风光场面，殊不知IDG的谋划和布局，早在30年前就已开始。

700亿的财富神话，只是个开始。

一个20出头的创始人，一个校园附近的逼仄小办公室，总共才6名员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兼职。这就是IDG分析师童晨对刘靖康的初印象。

尽管刘靖康此前有根据按键音破解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手机号码的壮举，人送外号“南大扎克伯格”，但他的项目本身离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童晨“还没把他往企业家方向去联想”。

但这并不影响这笔投资在IDG内部丝滑过会，投委无一人反对。

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打动了IDG，也许是刘靖康的性格特点，用IDG资本合伙人牛奎光的话来说，是“对技术和产品的思考很卓越，干事很快，尤其是他不服气的事。”

也许是IDG从来都愿意亲近年轻人，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商业大佬，与IDG都“邂逅”于自己的青年时期：

1998年，34岁的张朝阳获得了IDG几十万美元的投资，那年搜狐还不叫搜狐，叫“爱特信”；

1999年，29岁的周鸿祎接到了IDG的电话，两个小时后，他的“3721”收获了IDG的25万美元；

也是1999年，28岁的马化腾用以色列即时聊天软件ICQ的用户量和出售价格类比腾讯的估值，从IDG获得了110万美元；

2000年，34岁的季琦在一场饭局上大谈对互联网的认识，以及想要大干一场的梦想，一周后，他收到了IDG的50万美元。

站在今天回望，上述投资都算不上大手笔，更有几份“四两拨千斤”式的潇洒，以10%的资本投资互联网热潮50%的公司的IDG，常被书写为英雄聚首式的传奇。

但这种风格并非主动为之，更像是客观条件限制的结果。

要知道，当年IDG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资产负债表上的盈利，一只规模大约在1亿美元的基金，按3年左右的投资期，刨掉管理费用每年最多只能投2000万~3000万美元，能承受的单个最大项目投资金额也才1000万美元。BAT里唯一被IDG错过的阿里，就是因为囊中羞涩。

换言之，彼时初入中国的IDG，和刚刚经历完泡沫破灭的中国互联网行业，更像是中国新经济拓荒者之间的抱团取暖。

如果再算上当时的经济环境，IDG给的“毛毛雨”则显得十分珍贵。

2000年左右，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市场情绪瞬间由热转冷，创投圈对互联网公司都避之不及。

因而当年IDG对携程的投资就显得颇为提气，它被业内公认为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中国第二轮互联网热潮的起点。

到了2002年，处于缓慢复苏中的互联网行业又陷入了对未来的迷惘和焦虑之中，找不到细分方向，不确定战略路线，是行业普遍面对的问题。

那年的一个夜晚，IDG合伙人之一的杨飞与34岁的李彦宏就百度商业模式的问题，促膝长谈6小时，得出的结论是让百度成为搜索引擎的服务提供商，成为新兴媒体。这场长谈后来被称为为互联网历史上的一次“隆中对”。

紧随其后的150万美元，让百度就此腾飞，中国互联网行业就此逐渐走出寒冬，背后的IDG，也逐渐成为中国创投圈的领军者之一。

不管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之路，还是IDG自身的崛起经历，年轻人在其中的作用都举足轻重。见证过年轻人能量的IDG，也因此对他们青睐有加。

但比青睐年轻人更可贵的，是IDG平等地看待所有年轻人。

在IDG辉煌的投资履历里，既有李彦宏这样的海归，也有蔡文胜这样真正的“草根”——高中没毕业，没有商业计划书，打破了IDG的两项记录。他能拿到投资，靠的是讲故事的天分出众，连熊晓鸽和马未都都能沉浸在他那口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里。

但谁又能说这样的投资是错的呢？蔡文胜此后成为诸多草根互联网企业的“天使投资人”，2008年，他创立美图秀秀，8年后，这家覆盖11亿台移动设备的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

另一个例子与两首“神曲”有关。

2005年，一首《老鼠爱大米》火爆全国，一年后，一曲《香水有毒》又红遍大街小巷，连带着背后的郑立也赚得盆满钵满。

两首极其下沉的“口水歌”，一个四川大学的专科生，“草台班子”般的组合，却赢得了IDG的青睐，原因无他，郑立基于网络原创音乐构建商业模式的思路，直戳IDG的心巴。

这似乎与我们熟知的，BAT里覆盖两家的高大上的IDG大相径庭。但事实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印象里，IDG的投资风格从未变过——“投人”。

这种风格深受创始人熊晓鸽的影响，即便今年70岁的他，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了。

熊晓鸽曾如此解释IDG筛选项目的三个维度：行业竞争力、企业产品竞争力和团队竞争力。而在这三者中，团队又是最为核心的衡量因素。“产品可以变，但是卖东西的人不能变。”

至于原因，“在这个圈子里，投资失败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为投错了人”。这个比重本身可能颇具主观意味，但足以说明“人”在熊晓鸽心中的分量。

为了找到对的人，IDG会开展一系列堪比“查户口”的详细背调，会接触目标人物的很多朋友，了解他过去有没有一些劣迹，是不是坑过人，做过什么坏事，甚至包括家庭是否幸福，是不是正在跟老婆闹离婚等。

但只要认定了这个人，其他因素就都不再是问题。

这不单是IDG找项目的方法论，更是熊晓鸽找合伙人的。

比如章苏阳，加入IDG之前，他在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在一个地产投资项目里结识了熊晓鸽和另一位合伙人周全，两人看过项目后表示“这首歌不怎么样，但是我们喜欢你这个歌手。”言下之意，是他们看上了为这个项目做可研报告的章苏阳。

加之彼时的IDG需要在上海成立一个据点，技术出身、做过管理、有投资经验，教育背景和价值观都与熊晓鸽颇相似，此后挖人跳槽一气呵成，章苏阳成为上海据点的总经理。他主导的第一单，就是携程。

资本常偏向理性，识人却往往更重感性，用感性的方式做理性的事情，放在今天并不罕见，但在中国创投市场尚处于蛮荒之中的1993年，是什么让熊晓鸽选择了这样“stylish”的路线？

也许是记者的出身，让熊晓鸽对人更感兴趣，但更大的可能性，是熊晓鸽本人就是“投人”策略的直接受益者。

上世纪90年代，在湖大英语专业毕业后，熊晓鸽远赴美国继续求学，在一次媒体翻译工作中认识了IDG创始人及董事长麦戈文，这位董事长意识到中国遍地商机，但缺少一位开疆拓土的得力干将，而IDG对这位拓荒者的要求是：必须有十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度过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MBA，年龄在35-45岁之间。

熊晓鸽没有一项能满足，在当时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北美“留子”。但他仍于1990年毛遂自荐，依靠严密的商业分析报告写作能力和投资天赋，获得了麦戈文的垂青。1993年，38岁的熊晓鸽带着IDG的2000万美元，正式开启了中国一级市场的拓荒之路。

这样的经历堪称梦幻。直到2011年，在庆祝熊晓鸽加入IDG20周年的一次宴会上，麦戈文才揭示了自己敢拿一笔巨资赌在当年这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身上的原因：

“Because you are the guy who'd bet your youth on China's future.（因为你这家伙敢拿自己的青春来赌中国的未来）”

IDG最早的一笔风险投资，就是从“投人”开始的。

但IDG的“投人”，又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它其实包含一个前缀——

“长期主义地投人”。

尽管长期主义已经成了一个老掉牙的词汇，但能做到IDG这个程度的，即便在今天也寥寥无几。

这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新经济主角的培养颇具耐心。

1995年早春的第一天，北京中关村南大门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那年，张树新的瀛海威刚刚作为中国第一家网络运营商诞生，大多数中国人对互联网尚无完整概念。那年，重庆人陈宗周开设了“电脑时空”栏目，邀请熊晓鸽每月一次在国内外某个地方面谈或通过越洋电话连线，实时而零距离地播报全球计算机发展中的最新热点事件和人物，一直坚持到新世纪。

我们无法考证这档栏目陪伴过多少互联网创业者的青春，但它无疑给尚处幼年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带来了阳光雨露，也给仍处于懵懂幼年的90后创业者带来了可能是人生的第一次技术启蒙。

其二，是对中国创投人的培养。

不管是VC还是PE，在中国都起步较晚。1993年进入中国的IDG是最早的一批VC，而以黑石、凯雷、KKR为代表的国际知名PE，则在21世纪初蜂拥而至，看上去显得并不高深的PE法治框架，很快被中国人模仿，成千上万的国产PE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但质量却良莠不齐。

中国第一代投资银行家王世渝在《中国重组》中曾如此描述中国创投圈的荒唐景象：

“中国经济刚步入工业化中期，资本市场才歪歪扭扭走了二十多年，中国哪来这么多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才、管理人才？怎么可能诞生出那么多合格的机构投资人？”

直到今天，这场“PE热”对中国产业造成的危害仍清晰可见——其一，通过对赌与产业资本形成强烈冲突而不是服务；其二，PE投资人与企业家对平均利润率的期望值有巨大的反差。

新经济业态要想平稳发展，离不开场外资金的滋养。但长久以来，中国缺少的不是渴望收益率的热钱，而是愿意相伴企业共生成长的耐心资本。

新经济的诞生需要新产业，而新产业的诞生，则离不开良性投资环境的支持。

为此，熊晓鸽十分强调合伙人团队的建设，同时也设立了年轻人培养机制。在IDG资本现有的合伙人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40%，40岁以下的占27%。除了七位资深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中超过80%是从投资经理阶段开始培养的。

比如负责企业创新服务领域的合伙人牛奎光、负责O2O的闫怡勝，两人都是75后，现任副总裁童晨是则是1985年生人，他们加入IDG资本时的工作年限均不足5年，都从投资经理或分析师开始做起。

即便他们中的一部分此后单飞，也成为中国创投圈的中流砥柱。

直到今天，高榕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翔依然记得离职当天，他敲开了周全办公室的大门，后者表示：“最不希望看到你们出去了又做得不好，如果做得不好，还可以回来”。此后，IDG的几个合伙人也共同出资，成为高榕资本的LP，只为“扶你们上马，送一程吧。”

时至今日，高榕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的风投机构之一，字节跳动、拼多多、Boss直聘等企业成长经历里都有它的身影，而高榕最重要的投资秘诀之一，就是与年轻人做朋友。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IDG？

不是因为他的辉煌成绩——只谈数字是肤浅的，创投圈永远有比熊晓鸽更传奇的投资人，也永远不缺敢于挑战的后浪。

我们关注他，是因为他始终如一的选择重仓年轻人，是他始终保持对行业的前瞻关注，是他一直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频共振。

但更是因为他从不避讳遗憾，熊晓鸽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投资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这种遗憾来自诸多层面，熊晓鸽年幼时想当音乐家，但家里太穷没钱买乐器；IDG成立初期因为体量太小无法坚持到C轮，因此错过诸多项目；好不容易抓住了投资机会，却又阴差阳错，未能坚持到最后......

这些遗憾始终伴随IDG的投资历程，而不论高山低谷，总选择关注而非回避遗憾，是IDG屡创财富神话的奥秘——也许没有人比他们更懂“现实的引力”，不让更多梦想因此坠地，是IDG的愿景。

只是IDG也会面临所有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当以熊晓鸽为代表的第一代创始合伙人逐渐老去，如何保持对行业的敏锐感知力，如何挖掘下一个甚至“下几个”刘靖康，又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行业位置？

下一个30年，IDG的故事又将怎样继续？

参考：

《时代的见证者》陈润

《沸腾三部曲：中国互联网1995-2009》林军、胡喆

《中国创投简史》投资界PEdaily

《中国重组：一个中国投资银行家的亲历与思考》王世渝

IDG投资刘靖康，一场重仓年轻人的胜利，暗涌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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