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乎加，一个名字在历史书里不算特别响亮，但他的故事却和新中国的发展紧紧绑在一起。1916年12月5日他出生在山东长岛的一个小渔村，2018年9月13日因病在北京去世，活了整整101岁。

一生跨越了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百年风云，他从一个热血青年一步步走到新中国的高层领导岗位，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担任过主要领导，还当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中顾委）委员。他的务实和坚持，给国家建设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印迹。

林乎加是谁？

林乎加出生在山东长岛，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地方。那时候的长岛是个典型的渔村，村民靠海吃饭，生活简单但闭塞。他家在当地算有点底子，父亲是个开明的乡绅，家里书多，氛围也不错。

小时候，林乎加6岁就进了私塾，开始背《论语》《孟子》那种老书，字写得工整，老师挺喜欢他。到了青少年时期，他接触到《新青年》这类进步杂志，里面讲救国救民的道理，让他心里燃起一把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传到长岛。15岁的林乎加在学堂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攥紧拳头。他开始关注国家大事，搜集报纸，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

1936年，20岁的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开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那会儿他年轻气盛，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喊着“国家危亡，匹夫有责”，还跟朋友一起印传单，偷偷塞到村民家门缝里，想唤醒大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山东也乱了，长岛被日本占领。眼看着家乡被糟蹋，林乎加不甘心光喊口号，加入了当地的抗日武装。

他跑学校、串村庄，组织学生搞宣传队，用快板、戏剧鼓动人心，还联系工人搞罢工，破坏日伪的经济。有一次，他冒险潜入工厂，放火烧了日军的物资仓库，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气。

投身革命

1938年2月，林乎加在山东一间土屋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条件简陋，入党仪式就靠几根蜡烛照明，但他举起拳头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从那天起，他成了真正的革命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抗战期间，他干了不少硬活儿，组织游击队夜袭日军哨所，运送情报，几次差点没命。有回任务，他在芦苇荡里躲了一夜，敌人搜查到跟前，他硬是憋着气等到天亮才脱险。

1945年抗战胜利，林乎加没跟着大部队南下，而是留在山东搞后方支援。他管物资调度，带着运输队把粮食、药品送到前线。

那时候没啥好条件，他在帐篷里熬夜核对清单，累得不行但没停过。他还参与土改，挨家挨户给农民讲政策，分土地证，村民拿到证激动得不行。

解放战争后期：南下浙江，稳定地方

1949年，解放战争快结束时，林乎加随部队南下浙江，参与接管杭州和宁波。杭州那会儿刚解放，街上乱糟糟，市民心里没底。他站在市政府门口跟大家保证，新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带着干部清点物资，修水电，恢复市场，慢慢稳住了局面。在宁波，他跑去渔民那儿了解情况，帮着协调船只出海，保证大家有活干。他的作风实在，很快就赢得了信任，为新中国的地方建设打下基础。

1950年代，他在浙江当省委副书记、常委之类的职务。那时候他常骑自行车下乡，看农业生产，推新农具。有次洪灾，他蹚水指挥抗洪，满身泥泞，村民递碗热粥给他，他接过来就喝，挺暖心。

1965年，他调到国务院“小计委”，开始参与国家经济规划，分析数据，写报告，为“二五”计划出力。1973年，他升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同时被派到上海，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

上海岁月：重振工业，抓宝钢项目

1973年，林乎加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那时候上海刚经历动荡，工厂停工，社会秩序一团糟。

他住招待所，桌上全是报表，天天跑工厂，看车间机器锈成啥样，跟工人聊停产的原因。他开会拍桌子定计划，说上海是工业重镇，得赶紧动起来。他整顿干部队伍，提拔能干的年轻人，很快工厂机器又响了。

1976年，中央派工作组进上海，他当副组长。那段日子他跟同事熬夜商量，定方案平息动乱。他还下社区跟居民解释政策，把矛盾化解掉，上海慢慢恢复了正常。

1978年初，林乎加继续当上海市委书记，把重点放在经济上。他看准了宝钢项目，这可是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性工程。他跑北京好几趟，向中央汇报上海的优势，手里拿着数据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宝钢落户上海。

为了学技术，他带队去日本考察，在神户的钢铁厂看流水线，记设备参数，回来写了报告，提出“拿来为我所用”，建议引进设备和外资。这想法得到了邓公、华国锋的认可，宝钢项目成了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天津屁股没坐稳，转政北京

1978年6月，林乎加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但设备老化，效率低。他到那儿没歇着，直接去车间看机床，问工人意见，决定更新设备。他还跑社区，了解居民需求，修房子、稳民心。几个月下来，天津工业有了起色，城市面貌也好转了。

不过他在天津没待多久，1978年10月，中央急调他去北京当市委书记。他有点舍不得天津，说那儿刚起步，但组织安排他得服从。他跟华国锋见面时还坦白讲，天津屁股没坐稳，北京情况不熟。华国锋说中央信任他，他也就接下了担子。

到了北京，林乎加发现教育是个大问题。1977年高考刚恢复，学生多得挤不下，大学教室不够用。他去高校一看，学生坐地上听课，眉头皱得紧紧的。他开会拍板，要建分校、扩招生。

有人说钱不够，他反问，不搞教育怎么现代化？他亲自跑财政、调老师，还去工地盯着进度。一年后，北京多了36所分校，16800名学生有了学上，开学时学生鼓掌，他站在台下挺欣慰。

1981年，林乎加当上农业部部长。那时候中国农业落后，粮食紧缺，农民日子不好过。他下农村调研，在安徽凤阳跟农民聊承包制效果，在河南、四川记经验。

回北京后，他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提高了粮价，加大农技投入。到1984年，粮食产量破4亿吨，农民收入涨了不少，农村开始有活力了。

1987年，林乎加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那会儿他71岁了，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提农业和工业的建议。他看政策草案很认真，发言简洁，说改革得让老百姓有实惠。他还关心教育，建议多投农村学校，缩小城乡差距，挺受人尊重。

退休生活：低调务实到最后

1992年，76岁的林乎加退休，搬进北京一间普通房子。家里书多，他每天早上散步，下午读书写字，收到基层来信就认真回。他还去研讨会讲改革经验，思路清楚。一次活动，他跟年轻人说，心里装着老百姓，路就不会走偏。

2018年9月13日，林乎加在北京去世，101岁。讣告出来后，大家都很惋惜。中共中央领导人慰问家属，高度评价他一生的贡献。追悼会在八宝山开，老同事、学生都来了，回忆他的为人做事。

林乎加这辈子，见证了从战乱到繁荣的转变。他101岁去世时，中顾委委员只剩7人健在。他在上海、北京、天津当过主要领导，履历跨了三个大城市，每一步都跟国家发展挂钩。真正做到了，踏踏实实干活儿，把自己的信念融入国家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