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开始，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板块正式增设“戛纳零时差”单元，将多部刚刚在戛纳电影节参赛或展映的最新影片，第一时间邀请到上海放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此后，“戛纳零时差”便成为每年影迷最为翘首以盼的展映单元之一。今年的“戛纳零时差”中有一部获得戛纳最佳纪录片“金眼睛奖”的作品《近乡记》。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近乡记》从一个邀请开始，是一次对家庭、男性身份、流亡与记忆的探索之旅——寻找一个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的旅程，重新体悟“何以当归”。
凹凸镜DOC特翻译一篇导演的陈述及采访，希望通过文字再来回味这部纪录片。本片由赤角代理国际销售。
法国、比利时 / 德尼·奥马尔·皮恰耶夫 / 2025 / 110min
导演: 德尼·奥马尔·皮恰耶夫
编剧: 德尼·奥马尔·皮恰耶夫 / Mathilde Trichet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 比利时
语言: 车臣语 / 俄语 / 格鲁吉亚语
上映日期: 2025-05-20(戛纳国际电影节)
片长: 109分钟
影片介绍：
有人赠予我一片土地——位于车臣故土另一侧、背倚高加索山脉的格鲁吉亚潘基西山谷。身为流亡者，我思忖着在这片与世隔绝的车臣人聚居区（世人谓之"圣战者之谷"）建造房屋。该如何在这片浸透历史血痕的土地上栖居？
从母亲的一个礼物说起 ｜ 戛纳最佳纪录片《近乡记》何以当归
翻译：ez
编辑：张先声
导演陈述：一个礼物
2017年，我母亲突然告诉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给你买了一块地，”她郑重地说，“在老家，潘基西。”我一时愣住了。出生后，我从未去过那个靠近车臣边境的格鲁吉亚山谷——我的出生地。我当时无法想象，这个举动会带来怎样的后续，包括这部电影的诞生。
我出生在车臣，但流亡来得很早。我母亲带着仅六个月大的我离开了父亲，搬到了哈萨克斯坦。这个决定在当时违反了车臣的习俗——按照传统，离婚的女性必须把孩子留给丈夫家抚养。但她拒绝抛下我，我的外祖父将她逐出家门。现在，我已经几乎不记得在哈萨克斯坦的生活，但我记得那座花园——古老的树木、宽阔的河流，还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近乡记》剧照
在我三岁时，外祖父去世，我们回到了车臣，回到萨马什基——我外祖母位于格罗兹尼附近的村庄。那段时光是野性自由的：在森林中漫游、编造冒险故事、从花园里摘果子吃。外祖母用赤陶和木头，亲手建造了我们的家。
但很快，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了。母亲用砖块筑牢了房子，在窗户上加了铁栏。那时，我八岁，满是恐惧。家里没有地下室避难，我们只能穿着衣服睡觉，以便随时逃跑。1996年8月6日，俄罗斯军队的轰炸几乎将格罗兹尼夷为平地。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父亲失踪了——没有告别，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那时，我十岁。
母亲带着我再次开始逃亡，这次我们去了圣彼得堡。她给我改了名字——从奥马尔（Oumar）改成了安德烈（Andrei），并给我办了新的身份证，隐藏我的车臣身份，这是在一个对我们愈发敌视的俄罗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可与此同时，某些东西也随之而去，我开始背负那份“被抹去”的重量。
《近乡记》剧照
如今，我无法回到车臣。出于政治原因，我童年的故地将我拒之门外。它如今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一个自由与失落并存的地方。母亲送我的这块潘基西的土地，像是一座通往那片遥不可及的过去的桥梁，它带来了某种期待：建一所房子，组建家庭，繁衍家族，成为一个“车臣男人”。
在她眼中，理想的车臣男人像我的表哥达乌德·马尔戈什维利（Daud Margoshvili）那样，他出生在潘基西，是一位柔道冠军，曾代表格鲁吉亚参加2004年奥运会。他在自己的村庄杜伊西建立了一个道场，他尊重传统，有妻有室。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向我发出一种近乎最后通牒的质问：“你无妻无子，远离族人，甚至不会祷告！”可接着他又邀请我：“来潘基西过一个夏天吧。看看你是否属于这片土地，属于这个家族，属于这份信仰。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来，到时候，是走是留，自有分晓。”
这部电影便从这个邀请开始。这是一次对家庭、男性身份、流亡与记忆的探索之旅——寻找一个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的家的旅程，体悟“何以当归”。
导演采访
记者：拍摄《近乡记》的契机是什么？
皮恰耶夫：一切都源于我的表兄，达乌德·马戈什维利。达乌德住在格鲁吉亚的潘基西。他属于我家族的一个远房分支，我对他知之甚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7年的比利时。他热情地鼓励我去他的家乡过夏天，说我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对他来说，这正是理想的时机，因为我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而他已经有三四个孩子。我当时心存疑虑，但他非常坚持，仿佛在那里度过夏天是某种使命一般。
达乌德和我母亲背着我，自作主张地认为，如果我能和潘基西建立起具体的联结，那我就有了真正的理由住在那里。于是，他们在达乌德住处的附近买下了一块地，而达乌德则开始围绕这片土地和我的关系编造一段“故事”。他说我小时候经常去潘基西，只是现在不记得了。这在我脑中植入了虚假的记忆，一个关于我归属于这片土地的、被杜撰出来的故事。按照他的说法，我需要在那里盖一栋房子。因为“我童年有一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我回去居住就不会“像个外来定居者”，尽管这一切都是假的。
最终，我接受了挑战，决定前往潘基西，在那里拍摄一部影片。在这次冒险中，一部微小、孤独的电影一点一点成长，最终成为了《近乡记》。
《近乡记》剧照
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近乡记》中你的表兄达乌德吗？
皮恰耶夫：他是影片中大家在车里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强壮、留着胡子的男人。达乌德在潘基西备受尊敬，是一位英雄。他曾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柔道铜牌，现在，他在是一名柔道教练。他很活跃，总是有新的项目。
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潘基西吗？
皮恰耶夫：潘基西是一个语言和宗教飞地，主要居住着车臣人（格鲁吉亚还有其他几个类似的飞地）。它距离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约一百公里，由大约十个村庄组成，大约有一万居民，面积不大。
19世纪，车臣人为躲避俄罗斯战乱，迁移到这个距离车臣边境30公里、受高加索山脉保护的偏僻之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山谷中车臣人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徒步穿过这些山脉以逃避冲突。随着新的难民不断到来，社区也在扩大。
在夏天，这里的居民数量会翻倍。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男人们会出国工作，这个地方就主要属于儿童、老人，还有在家长里短中活跃的妇女们。从第比利斯到潘基西，开车需要三个小时，道路崎岖不平，沿途会穿过卡赫蒂地区，那里以葡萄园而闻名。
记者：在潘基西获得土地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嘛？
确实如此。在2018-2019年左右，那时土地价格还不贵。如今情况不同了：一项社区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未开发土地，他们可以购买房屋或公寓，但不能购买土地来建造房屋。这是为了防止潘基西落入俄罗斯人和卡塔尔人的手中。
记者：你是以影片拍摄之名，来探索这片土地吗？
皮恰耶夫：我在2019年，也就是新冠疫情之前，第一次来潘基西，看看是否有拍摄的可能性，当时我不太确定。一方面我从未来过这里，另一方面媒体上都说这是“圣战分子的山谷”，因此被大家认为是危险的地方。在21世纪初，潘基西是前往“伊斯兰国”人数比例最高的地区。
当时，这个山谷很受海湾地区人民的欢迎，尤其是卡塔尔人，它是一个穆斯林聚居的山区，而且他们还可以在这里娶到白皮肤、浅色眼睛的女性。去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会看到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地区，人人都会戴面纱（niqab），更别提拍摄。但事实却大相径庭。
《近乡记》剧照
记者：可以聊聊影片中你想建的房子吗，为什么想建造它？
皮恰耶夫：当我父亲得知我拥有一块土地时，他主动提出从俄罗斯赶过来，帮助我建造房子。这是《近乡记》的完整契机：一方面是达乌德和土地，另一方面是我父亲决定过来支持我。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一座架空式房子的平面图，那是一种我儿时梦想居住的小木屋，你可以在挪威找到它的原型。选择建造这样非传统的房子，显然带有一种挑衅的意味，我也曾预料到这个项目会引起当地强烈的反应。但至少女性们的态度令人安心，她们认为这所房子可以融入潘基西的景观之中，况且现在年轻人们都倾向于离开潘基西，有人重新回来定居总是件好事……
选择建造这样一座房子还有其他原因，一个更严肃也更个人的维度，与战争和我的童年创伤相关：我知道的每一所房子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一直对建房子感到抵触——真正的家在我内心深处，它是坚不可摧的。也因此，如果我要建一座房子，那它一定是我梦想中的房子，因为没有人能摧毁梦想，而如果我们停止做梦，那生活也随之停下脚步。
其实，每个人都一直告诉我，如果你要建造一所房子，那就一定要有地窖。为什么？警惕战争。可我想造一所架空式的房屋，恰恰因为这样的房子没法造地窖。就像我的父母，祖父母一样，我经历过太多的冲突。如果在建造房屋时考虑到战争，那就相当于我们确信战争会再次到来，改变这种心态很重要——我梦想着将来会有一代人，他们在展望未来时，不用考虑战争有一天会到来。
此外，轰炸时躲在地窖里，意味着你要面临建筑物倒塌和在废墟下窒息而死的风险。我小时候在格罗兹尼就见过这样的故事：我记得路过一座房子，听到里面传出尖叫声却无济于事。我没那么坚强，可以接受慢慢地、窒息而死。如果我必须死于轰炸，那就干脆一点。因此，我的新房子是用木头和玻璃建造的，它像一个可以从远处看到的灯塔……
记者：接下来你的土地会发生什么？
皮恰耶夫：其实我收到了不少报价，出售它并非不可能。如今，土地越来越稀缺，部分被迫流亡的车臣人梦想在潘基西定居，将其作为第二家园。但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建造房子的想法，我不想我的生活受到拍摄的影响，更不想为了拍影片而建造它。有些时候你必须把事情厘清，让现实在摄像机停止之后自然发生。我会自己决定未来生活的方向，也让观众去想象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我的房子，更关于思考他们自己与“家”的关系。
记者：这所房子同样与另一个话题有关，结婚生子？
皮恰耶夫：在我们那里，我们最常问女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社会价值？”在潘基西没有单身的人：你可以丧偶，可以离婚……但未婚、没有孩子、不留下痕迹或没有传承你的姓氏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像一种诅咒。我想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我建造房子是在痴人说梦，但我最终会回归正轨。
在任何社会中，与众不同都是困难的，在一个飞地中更是如此。我必须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为此感到困扰。我一直想解放自己，但如今，当我看着那些为更大的族群而活的人们时，不禁感到一丝忧伤：如何在不切断自己与社群连接的情况下获得自由？《近乡记》探讨了这一点，我在那里有我的土地，我的根也在那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也可以回去。这让人感到安心。
《近乡记》是如何拍摄的？
皮恰耶夫：在我第一次去潘基西考察后，我回到了巴黎。新冠疫情让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我开始思考拍摄影片的可能性。在法国，即使是纪录片，要获得资金支持也必须先写剧本。因此，联合编剧马蒂尔德·特里谢（Mathilde Trichet）和我写了一个剧本。我们的剧本有140多页长！但里面大部分场景都只是设想，我无法预知事情会如何发展。
当时的计划里，我的母亲除了在电话中出现过一次外，并没有出现在故事中。她不想出现在影片中，尤其不想和我父亲一起。至于父亲，我知道他一定会出现，但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影片中，森林的那个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是“计划好的”——我知道那将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场景，但不知道他会如何表现，他是否会同意回答我的问题，或者他是否会保持沉默。
拍摄工作持续了两个夏天。在原本的计划里，2023年的夏天本应是影片拍摄的唯一夏天。但很快，现实展现了它的戏剧性：住在车臣的父亲和我另外两个兄弟无法加入拍摄。当时从俄罗斯联邦拿上护照出国旅行就很难……接着还有边境问题：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唯一可行的陆路通道——上拉尔斯（Verkhny Lars）哨所，因为大量男性为躲避被征召参加乌克兰战争而涌入，导致关闭。这次出人意料而长时间的关闭使得任何通行都成为不可能。我父亲被困住了，随之而来，影片的一部分也停滞了。第一次拍摄因此发生了转变：原本应该是影片的主要部分变成了一次彩排，一次融入当地的尝式——感受当地，想象剧本之外，这部影片应该如何诞生。
真正赋予这部影片血肉和呼吸的拍摄，发生在接下来的夏天，也就是2024年。那时，我父亲终于能够加入我们。紧接着，在10月，我们回来又拍了一些——仅仅几天——为了捕捉季节的变化，夏天消逝、风景变换、也为影片找到了结尾的时刻。
这是一部直接电影，主创有四个人：电影摄影师西尔万·韦尔代（Sylvain Verdet）、音响师玛丽·保卢斯（Marie Paulus）、助理导演罗斯季斯拉夫·基尔皮琴科（Rostislav Kirpicenko）和我自己。纪录片很少有助理，但由于我也是被拍摄者之一，助理导演必不可少。
我总是担心当地居民看到我们拍摄时的反应。在这里，许多新闻报道都是由记者完成的，他们来去匆匆，总是带着预制好的图像，因此，居民们的不信任感相当强烈。我必须努力向他们解释，我不是记者，不是在报道，而是在制作一部真正的影片。人们一开始会疑惑，慢慢地，他们习惯了我。我会说他们的语言，这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还觉得，我喜欢这个地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喜欢我与众不同的想法。对于车臣人来说，社会晋升的唯一途径就是体育。作为一名导演，我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道路，这种“光环”在拍摄时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近乡记》剧照
记者：你在拍摄过程有遇到哪些困难？
皮恰耶夫：有些男性会感到不自在，而拍摄不自在的人也会让我自己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欢那样。有时我们不得不花时间先熟络起来，比如，在拍摄前喝茶就很重要，或者先聊聊足球。慢慢的，我们才能深入更微妙的话题，比如宗教和习俗。
最初，有些人拒绝出镜。但渐渐地，几乎所有人都来找我，参与到电影中。
我曾指导我的父亲、他的妻子和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为影片中那顿饭做准备：“不要看镜头，就当剧组不在场。”但他们表现得如此自然，就好像在自然地表演一样……所以剪辑的时候我不得不回到那个场景，我保留了两三个最初不想要的“画中画”时刻：我的一个兄弟在门后问我是否马上开始拍摄，或者在别处，我的母亲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一开始，我不想让观众觉得他们在看一部纪录片，我希望他们能够感受事物而无需提问。但最终，我倾向于打破这种自然和完美，选择那些不那么流畅的时刻，构图不那么规整的镜头，走向更原始的东西，这样观众就能意识到摄影机的位置和拍摄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我作为导演在画面中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能与两位剪辑师合作：首先是杜妮娅·西乔夫（Dounia Sichov），法国籍俄罗斯裔，负责素材和初剪——我们有80小时的素材，这在今天看来不算多——然后是洛朗·塞内沙尔（Laurent Sénéchal），我们之间的合作非常宝贵。
记者：你是如何与村里的女人们拍摄那场很棒的吃饭场景的？
皮恰耶夫：那是一条90分钟的拍摄。我与她们拍摄了两段连续长镜头，最后保留了最混乱的那一段，那一段最接近她们的性情。我喜欢看她们一起交谈，她们的活力和分歧，我想她们最终忘记了我是一个男人。我问她们是否快乐，这个问题唤醒了她们内心许多东西，以心彼心——我们彼此之间都给予了对方很多。
记者：随着影片发展，我们意识到它并不只是不是关于房子或婚姻，更多关于你与父亲，可以聊聊你与父亲的关系吗？
皮恰耶夫：《近乡记》以一段与父亲通电话的对话开场，直到拍摄的后段，我们都以为故事是线性的。但最后，我们用在森林中的父子交流将故事画上句号。
可以说，在拍这部影片之前，我并不了解我的父亲。我父母在我九个月大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和父亲只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度过两个夜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尽管他有时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村庄；尽管车臣传统规定，如果离婚，孩子应该和父亲一起生活。
80年代末，我和母亲搬到了哈萨克斯坦——17岁我离开了车臣，23岁才再次见到我的父亲。他以一种既残酷又简单的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仿佛我们只分开了几周。电影中，我们见面共进午餐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非常放松，以至于我们觉得他隐瞒着什么。
《近乡记》剧照
记者：你是怎么拍摄在森林里的那段交流的？
皮恰耶夫：我父亲为这部电影付出了很多，他同意出镜，落落大方。我想要问他一些尖锐的问题，但我也给自己设定了界限，绝不能走得太远，更不能试图毁掉他，不要让对话会陷入真人秀的泥沼。
我承认，即使是今天，观看森林里的那场戏，对我来说也很不舒服。通常，当我把自己置于影片一个角色的位置时，我都会感到不适。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小心谨慎，不在亲密程度上走得太远。我要求摄影师拍摄我们的背影和四分之三侧脸，确保为观众留下想象空间。
记者：在这段场景里，你问你父亲他知不知道“Imago”的含义，你告诉他，这是昆虫“成虫”阶段的意思，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话题？为什么选择“Imago”作为影片的标题？
皮恰耶夫：这是这个故事最疯狂的一面，片名很早就确定了，从剧本阶段就存在了。我父亲学过生物，我第一次听到“imago”这个词就是通过他。我总在想，他是不是通过这个比喻在谈论他自己，谈论我，或者我们所生活的车臣社会……我发现这个片名很有启发性，我喜欢它的象征意义。我渴望在电影中探讨这个主题，并发现它真正的含义。
在车臣，我们说话喜欢拐弯抹角，用幽默或寓言的方式，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并固守它。我告诉自己，我父亲在我小时候谈到“imago”时就是这样做的。他话不多，而且他的话通常都有精确的含义。我曾以为，通过这个比喻，他想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好父亲而辩解……但当时我问他时，他竟然表现得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当然让我感到惊讶，可他什么也没说，转过头，以为在从未有过狮子的森林里看到了狮子……他似乎突然间一片空白。我该如何反应呢？我让事情顺其自然，摄像机继续拍摄……但其实，我也完全懵了。
记者：《近乡记》最棒的特质之一，就包含了最后一场戏你与父亲的“面对面”，这其中有一种温柔的感觉，可以也请你聊聊吗？
皮恰耶夫：我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潘基西的美、夏日的炎热、食物的丰盛、以及当地文化的幽默感……我创作 《近乡记》并不是因为达乌德编造的“故事”，而是我有预感它会引发一场讨论。当然，开始拍摄后，我很快感受到达乌德很高兴我与众不同……
我讨厌冲突，冲突毫无意义。但正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与达乌德之间、我与这片土地之间、车臣与山那边的潘基西之间有可能进行一场讨论，我才想拍这部电影：我们倾听彼此，接受彼此的差异。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两极化，如果还想保留一些希望，就必须互相交流。
《近乡记》中充满了交流与讨论，甚至包括我父亲，我们听到他朗诵一首诗。在一个最终被剪掉的场景中，达乌德也大声朗诵了一首诗——他自己写的！紧接着另一位运动员朗诵了一首诗，然后轮到我被要求用法文朗诵一首。这种维度始终存在：对男性气质的解构，对强大、勇敢、沉默、被堡垒保护着不与他人接触的男性形象的解构。社会希望男人是麻木不仁的，但影片中的男人们却非常敏感。有时只需轻轻一触，这个堡垒就会崩塌，这些男人就会展现他们真实的美丽：达乌德有一个图书馆，他自豪地向我展示，并希望我能喜欢上潘基西；伊拉克利（Irakli）是失落在这片山谷中，有着宇航员般梦想的灵魂；还有，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我有责任，不只从一个角度展示这些男人和女人，不能伤害他们，并且要尊重他们多样的面貌。
《近乡记》主创在首映现场
记者：《近乡记》是历史上第一部在戛纳展映的车臣影片，可以请你聊聊它的意义吗？
皮恰耶夫：其实，情况其实比这要复杂一些。这部电影的制片方是法国公司，联合制片方则来自法国和比利时。《近乡记》 由亚历山德拉·梅洛（Alexandra Mélot）为 Triptyque Films 制作，她曾是一名剪辑师，这部影片是她作为制片人的第一部长片，她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
至于我，我曾在INSAS学习，现在往返于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拥有法国公民身份。其实，并没有车臣国籍这回事——车臣属于俄罗斯联邦——而我也不再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我们可以说这部电影是车臣电影，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车臣不是一个国家，那里也没有电影产业、没有艺术学校，更不用说电影学校了。车臣电影的确正在崭露头角，但这主要是通过新一代流亡者的努力，在地下发展。
记者：你影片中的角色看过片子了吗？
皮恰耶夫：我希望在戛纳首映前，父亲能看到这部电影，我母亲和伊拉克利也会来戛纳，可惜达乌德来不了。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在第比利斯的 Cinedoc 电影节上放映。如果可以，我会邀请村里的人，甚至是山谷里所有村庄的人前来观看！我有点担心他们会对我电影中非常家庭化和私密的层面感到惊讶，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们信任我。
导演皮察耶夫手捧“金眼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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