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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王:《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研究》

法律出版社2025年6月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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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王,河南济源人,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后记

多年前,我曾在央视体育频道看到过雪佛兰一款车的广告。电视画面里一辆雪佛兰穿越各种环境和路况,锐意向前,奔往世界尽头。搭配这一画面的广告词至今仍印在我脑海之中,那就是“热爱能走多远”。这句鸡汤味的广告词不知为何久久不散,而且每当我深陷泥沼、左右徘徊之时常常会冒出来,督促我反复追问自己,热爱究竟能走多远

2014年,在导师谢维雁教授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并公开发表。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能有这样的成果自然值得开心,而且为此导师和我都付出了不小的心力。但在获得不少称赞——口头夸奖以及物质奖励的同时,我其实还有一丝疑惑,而且内心深处成就感并不强。因为与当时乱翻过的杂七杂八的各类论著相比,那篇文章似乎存在不小的差距,尽管那时仍在学术的大门口张望的我,并不能准确说出差距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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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王老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战宪法适用——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宪法适用的主要论争点及评析》

在图书馆探索之旅的平常一天,偶然在书架上翻到了一本孙哲所著但却是翻译过来的书。快速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发觉它跟此前读过的国内法学界的同类著作差别很大,不管是资料来源还是分析框架,都有耳目一新之感。我在网上迅速下单买了一本,好勾勾画画,标记自己的感想。我有一个阅读习惯,凡是自己买的、想长期保存的书,都会注明日期,偶尔还会写上一句两句当时所感。如今,那本书的扉页仍然有当时的笔迹,日期是2014年1月16日。从那以后,这本书成了我反复阅读的学术书籍之一,从中不仅学到的很多细小的知识点,而且也越来越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并且在自己的研究里有意向它靠拢乃至“致敬”。

这本名为《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的书,实际上是孙哲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黎安友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中译本,探讨的主题则是1979年至2000年间全国人大制度的变迁。两位译者当时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随后继续深耕人大制度,如今是政治学界研究人大制度的著名学者何俊志;而另一位也曾研究过人大制度,但慢慢追随孙哲的脚步,转向美国问题研究,也成长为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两位译者都不同程度地与人大研究结缘。其实,作为读者的我,也因为乱翻书的机缘,踏上了研究人大之路。

按照国内的学科划分,《全国人大制度研究》一书应归入政治学,而包括全国人大制度在内的人大制度则是政治学和法学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主题。抛开人为划分的学科不谈,这本书的优长至今看来仍然不减:一是资料来源的广泛性,除了学术论文和著作,领导文集、报刊杂志、人物访谈、当事人回忆录等等都在引用之列;二是学术写作的范式,全书以全国人大制度的变迁为主题,从变迁的宏观背景到变迁的具体细节再到变迁的理论阐释,一气呵成又环环相扣,在“骨髓”硬朗的同时“血肉”也很丰满;三是分析工具的多元,除了规范性的法律文本分析,这本书还借助比较立法学、新制度主义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全国人大的制度框架与运作细节。正是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领导讲话”也可以用作参考资料,而“领导的作用”还可以提炼为制度成长的“精英视角”;更重要的是,原来论文还可以这么写!这些现在看来明明白白、无甚新奇的东西,对于当时的我而言,不仅新鲜,而且震撼,将知识的魅力毫无保留地展露在我面前。同时,也正是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被不断批评的人大制度所蕴含的很多深层信息,被饱含激情的批评给遮蔽掉了。与此前零星看到的法学界的人大研究相比,这本书的魅力至今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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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1979-2000)》书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孙哲的研究截止到2000年,那么之后的情况是什么?更进一步,我能不能跟进,继续观察全国人大制度的变迁或者不变?萌生此念之后,我下手搜罗材料,多方了解,一点一点收集相关著作和论文,不仅硕士论文以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为题,而且一直延续到眼下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正是孙哲的这本书引领我迈入了人大研究之门。

心生一念,谁成想道路漫长。从硕士论文以人大为题开始,坎坷之感持续至今。这种曲折不止是研究上的,也交织着个人际遇的高低起伏。那时我既是学术之门外的徘徊者,更是不知世事的少年人,只知道追寻,却不清楚学术研究、人生经历等大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今回看,感慨万千。

人大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宪法学领域的冷门,与合宪性审查的持续高温形成鲜明反差。老一辈的人大研究者大多都有实务部门工作经历,他们的所思所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人大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老一辈研究者之后,尤其是蔡定剑先生故去之后,不仅跟进者寥寥,而且研究进展也不明显。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人大本身的公开性不足、一些话题的敏感性太高以及宪法学界的注意力分配都导致这一领域的发展并不容易。林来梵曾自嘲,宪法学研究者是一群“绿原上啃枯草的动物”。照此来看,人大研究者的寂寞之感可能更甚。

因为种种原因,我完成的第一篇研究人大制度细节的论文尽管得到了一些公开认可,但至今仍躺在电脑里,无人问津。实际上,那篇文章所探讨的委员长会议的实际影响力,就是在向孙哲靠拢,试图在时间上跟进观察全国人大组织结构的变迁并期望能从细节上推进。另外,这篇处女作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借助社科理论工具分析问题,尽管只是用了“议程设置”这么一个简单的视角和概念,但从中感受到的“先进理论武器”的威力却十分之强。

满心期待,却发表遇冷。这带来的打击很大,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做事情提不起劲,仿佛丧失了热情。山重水复之间,柳暗花又明。有一天在宿舍读到了一篇研究宪法文本的论文,其中涉及到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技术细节。印象中,此前在别处看到过刑法修正案与宪法修正案并不一致。详细比较之后发现,同为法律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的诸多特征并不相同,但面临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于是跟博士同学谈起,感觉其中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从动笔到初稿完成大约只用了一周时间,我将视角定位到之前并未引起重视的技术瑕疵。这篇名为《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案修正案》的论文最终得以发表,完成了一篇资格论文指标。幸运的是,当时恰逢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这篇并没有凑热闹的想法的文章却意外地“赶上了趟”,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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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书影,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在正向激励的刺激下,我进一步集中精力分析广义的法律修改,并且有意选择立法技术这一微观路径切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一篇还幸运地入选了《新华文摘》的报刊文章篇目辑览栏目。相比此前研究基本法律和委员长会议两篇文章的遇冷,偶然涉猎的立法技术研究得到的反馈实在出乎意料。但心心念念的东西始终不愿意就此搁下,探讨更重要立法制度的执念仍埋在心底。这篇博士论文除了获得学位之外,更多的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其实,本文研究综述部分就是我博士期间发表的基本法律研究述评的扩展版,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结构的分析也融入了此前那篇“不见天日”的文章的一些材料和思路。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我能够继续尝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和概念工具来分析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制度变迁。尽管从材料搜集到分析框架再到理论解释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还需日后继续改进,但至少一个心愿落地,没有那么遗憾了。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大意是,做学术是一场冒险或者赌博,运气是一个重要因素。前面详细的袒露“心路历程”,恰好印证了韦伯所言不虚,努力,好运或歹运,都是这场“学问的冒险”的一部分。在这一百感交集的旅程中,我首先要感谢导师谢维雁教授,是他一路走来给予我继续冒险的机会和必要的指导。还要感谢李成老师、邹奕老师、范继增老师,与他们的交流总能使我受益。感谢编辑苏雪梅,没有她的抬爱,我不知何时才能达到“毕业资格”。感谢同门王珂博士、江林博士,同窗叶燕杰博士、李振贤博士、张晓彤博士、陈慧博士、张志华博士、张洪亮博士,师姐安琪博士和师弟陈泊舟,他们承受了我很多日常的“负能量”,而他们的友谊则为我带来更多的“正能量”。

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这一路上,很多益友伴我同行。特别感谢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专业郭松老师。虽不是一个专业,更未投入门下学习,但与他亦师亦友。他的论著让我找到了学习的榜样,他的耐心忍受了我很多次的骚扰,而他的深厚学养总是能一针见血地解答我的疑惑。特别感谢同行吉林大学助理研究员邢斌文,他的研究成果和无私分享,尽管隔着天南海北,仍惠我良多。特别感谢如今远在美国求学的老友钟洋,他是我入川之后结识的第一个朋友,我们的友谊持续至今。特别感谢高三班主任秦望老师,他的勤奋、博学和日常关照,总是激励我生命不息,继续向前。特别感谢杨卓和甘剑新、胡泸和薛晓彤、谭江和刘平、杨书刚、陈信安、陈了等老同学,与他们的相识为我提供了温暖的临时落脚点。特别感谢素未谋面的“豆友”农智杰,慷慨地分享研究资料。

最后,我要对父母说一声谢谢。没有他们无声的支持和默默的付出,我恐怕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踏上这条“风险高、回报低”的冒险之旅。看到他们日渐老去的面容,我总是说不出的愧疚。最后的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女朋友、未来的家人甘婷。她的出现,她的贴心与温柔,让一个漂浮着的人有了归属之感。有她在,我们一起迎着四川盆地的阴雨、晴空和雾霾,迎着命运,迈开步子,继续开拔。

以上皆是过往,留存权当一页微不足道的个人记录。

2020年3月10日于济源家中

2024年10月22日改于成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