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色列与伊朗冲突以来，内塔尼亚胡总理可以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先是斩首伊朗数十名政府高官，后是对哈梅内伊公开发布死亡威胁，甚至在不断扩大的紧张局势中，一度将美国也拉入了这滩“中东浑水”。

可你能想到，这般“春风得意”的内塔尼亚胡，就在一年前，还面临着万人唾骂、差点被轰下台的悲惨窘境吗？

2024年3月31日，以色列爆发特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组织者宣称有超过十万人参与其中，就是为了推翻总理内塔尼亚胡，并要求实现加沙停火。

即便面对这样的压力，内塔尼亚胡也并没有放弃军事行动，反而向美国再度申请了10亿美元武器的援助，以作为后续“拉法军事行动”的支撑。

内塔尼亚胡的坚持有没有真正帮他躲过政治危机还不好说，但我们知道的是，今年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去年这把“烈火”的延续。

我们并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自救要持续到何时才能终止，但当他决意将政治生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那一刻起，这场“边奔跑边吐血的马拉松”就注定不会轻易停下了……

统治动摇

在讨论内塔尼亚胡如何自救之前，我们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执掌以色列近20年的内塔尼亚胡为何会突然面临如此巨大的政治危机？

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2023年10月以来的巴以双方持续近半年的武装冲突。

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后，约250名以色列平民（含外国国民）遭到扣押，哈马斯想要通过人质交换巴勒斯坦的囚犯，但以色列政府却拒绝谈判。

于是，双方的对抗进一步升级，而这一对抗直接造就了长达半年的僵局。

当谈判反复陷入死胡同，以色列政府既没有实现解救人质的承诺，又无法在军事行动上达到预期目标，这就招致了人质家属“6个月后仍需为亲人存活权斗争”的血泪控诉。

因此，在反内塔尼亚胡政治势力与世俗派群体的共同推动下，人质家属带领民众从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一路抗议到耶路撒冷的议会大楼，高呼要罢免这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

我们已经知道，内塔尼亚胡后续采取的，是通过扩大对外战争来转移民众注意的强硬方案。

不仅试图通过在拉法的军事施压迫使哈马斯于停火谈判中让步，更是想要靠“战时”状态延续冲突来维持军事“战果”，并挽救自己低迷的国内支持率。

可他不会想到，这种“孤注一掷”的打法，却带来了更加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内塔尼亚胡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各部门都被迫承担军费责任，教育、卫生等民生部门面临大幅预算缩减，交通与道路安全部的预算也遭到冻结。

当基础社会服务都受到影响，以色列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内阁会议期间频现部长愤然离席的罕见场面，就连内塔尼亚胡的支柱极右翼政党都以退出执政联盟作为威胁。

同时，以色列不顾劝阻扩大战争规模，导致更多“人道危机”的行为在国际上也招来众多反对，一度形成“国际孤立”的局面。

土耳其暂停了对以贸易，爱尔兰和西班牙甚至拟承认巴勒斯坦国来施展回击，甚至就连国际刑事法院也发出了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来指控其犯下的战争罪与危害人类罪。

如果说，国内外的这些反应还能用巴以冲突的“余波”来作为解释，那么，当法院因三项贪腐指控（欺诈、背信、受贿）传唤内塔尼亚胡出庭受审之时。

我们就能隐约看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危机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事件的“应激反应”，而是以色列内部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根基不稳

以色列建国至今，从未摆脱高度碎片化的政治制度困扰，但是从根本来讲，这确实算是一种“小国的悲哀”。

门槛仅为3.25%的选举机制，就让小党得以轻易进入议会，而这些“过小”的势力，就让任何执政联盟都必须依靠多党联合才能形成执行力。

这一机制不仅造成治理效率低下，更使强势总理必须依赖宗教政党或极右翼势力组阁，助长了“政治议价”的畸形格局。

内塔尼亚胡一直被视为以色列政坛的“强人”。

然而，他的强势统治并非建立在稳定多数基础之上，而是依赖一系列小党派、尤其是宗教政党的“勒索式支持”，这类权力结构本质上是脆弱的，一旦联盟破裂，总理地位就极易动摇。

以色列并无成文宪法，而是依赖一套松散的《基本法》体系来维持权力分立，这种制度安排原本是权宜之计，却在内塔尼亚胡时代成为弱化司法、扩张行政权力的工具。

因此当内塔尼亚胡将改革之手伸向《基本法》之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以色列会走向“多数暴政”，于是，针对司法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接踵而至。

此外，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却也是高度世俗化、现代化的科技强国，这一矛盾在其宗教政治的扩张中暴露无遗。

以“极端正统派”和“国家宗教派”为代表的宗教政党，凭借议会中稳定占据20%-30%的席位，不断推动《安息日法》、《皈依法》等带有神权色彩的立法，试图将宗教规范制度化。

这就与以色列中产阶级主导的世俗社会形成了严重冲突，极端正统派享受兵役豁免、教育补贴，却不参与经济生产，而中产阶级却承担大部分税收和兵役义务。

这一不对等结构不断激化着社会矛盾，因此民众在提出推翻内塔尼亚胡的时候，还会附带要求废除极端正统派兵役豁免特权、进行平等征兵的诉求。

以极端正统派为代表的宗教选民，正在逐步取代世俗派成为选举主力，这一趋势更是造成右翼选民基础的持续壮大。

就是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之下，本应为内塔尼亚胡提供巩固权力的契机的加沙冲突，直接演变成了其执政危机的加速器。

以色列军方在此次冲突中不仅频频公开质疑政府战略，更在战术上采取独立行动，未经总理同意便宣布“战术性停火”。

尤其是军方高层指出，彻底消灭哈马斯“并不现实”的表态，直接与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宣传形成反差，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遭到削弱。

当战时联合政府内部出现裂痕，原本象征国家团结的战时内阁也便走向解体。

这种来自军方与极右翼的双重夹击，使内塔尼亚胡陷入政策“骑虎难下”的境地：停止进攻，政府垮台就在眼前；继续战争，终将陷入国际孤立……

越陷越深

如果说加沙战场已经让内塔尼亚胡焦头烂额，那对伊朗的直接打击就是一场全新的豪赌。

几十年来，以色列虽然在暗中对伊朗采取定点打击（如刺杀核科学家、网络攻击等），但正面军事冲突始终被认为是“最后手段”。

这一次，以色列出动战机直接轰炸伊朗境内核设施，打破了多年默契，伊朗随即以导弹回击，局势骤然升级。

而这，正是内塔尼亚胡得以将国内政治危机“外溢”至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手段，只要有着伊朗的“核威胁”，以色列就必须“别无选择”地发动战争。

如果行动顺利，伊朗的核计划就此受挫，内塔尼亚胡就将被视为“拯救国家的领袖”，借助“政治强人”的形象，他将再次实现政治派系的整合，并正面推翻一切指控。

然而，靠战争掩盖问题，从来不是长久之计，历史上，许多政治领袖都曾借战争实现转型，但战争也可能反噬自身，尤其是在战后清算的阶段。

目前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问题，并不止于战时，加沙战争带来的民众焦虑，司法改革引发的社会撕裂，极端宗教派系与世俗派的长期矛盾，都在等待“秋后算账”。

目前的战局更是呈现一副极不稳定的状态：伊朗不会善罢甘休，黎巴嫩真主党在一旁虎视眈眈，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情绪高涨，哈马斯残余势力也在静候时机。

纵使战争状态暂时掩盖了以色列国内的社会撕裂“伤口”，军队也还是承受着巨大的作战与心理压力执行任务。

加沙泥潭已经不见天日，如果内塔尼亚胡再陷入伊朗“陷阱”，那么未来民众对他的愤怒必将再次爆发，“战争自救”的政治逻辑也再难以为继……

内塔尼亚胡的处境，其实就是当今以色列困境的缩影，国家一方面面临着真实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也被自身的体制、社会裂痕和宗教矛盾所拖累。

今天，他凭借战争赢得了时间；明天，他是否还能靠成果赢得民众信任？这真的很难说。

以色列的未来尚不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内塔尼亚胡的命运，是真的牢牢绑定在了战争的轨迹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自救，恐怕终究只是这位“政治强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参考文献

[1]《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多维考察》[J]王彦敏

[2]《以色列政党政治研究》[D]王延敏

[3]《以色列政治的结构性矛盾》[J]牛新春

[4]《以色列政治缘何一路向右狂奔？》[J]牛新春

[5]《以色列宗教政党的崛起及其影响》[J]黄杰、张婧

[6]《巴以冲突延宕，以色列政治态势更趋复杂》[J]王晋、魏晓涵

[7]《代以色列政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与世俗国家之间》[D]洪韬

[8]《久处“战争状态”，以色列国内暗流涌动》[N]王卓伦

[9]《内塔尼亚胡再登台释放多重信号》[J]钮松

[10]《内外交困的内塔尼亚胡》[N]泠汐

[11]《司法改革触及以色列政治构建核心问题》[J]王晋、张晗烁

[12]《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时代”正走向终局？》[J]朱兆一

[13]《以色列高层为何“内讧”》[N]吕迎旭、王卓伦

[14]《以色列内阁为战争预算吵翻天》[N]黄培昭、辛斌

[15]《以色列战时内阁“公开争吵”》[N]黄培昭、任重

[16]《以色列总理解散战时内阁》[N]安峥

[17]《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逮捕令》[N]王逸、赵觉珵

[18]《以色列“10万人集会”要求总理下台》[N]黄培昭、王逸

[19]《“人质危机”或将决定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未来》[J]朱兆一

[20]《以色列战时内阁分歧公开化》[N]廖勤

[21]《执意进攻拉法，以色列陷入国际孤立》[N]李悦、蒋天

[22]《内塔尼亚胡接受腐败审判》[N]刘皓然、黄培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