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LABUBU所属的The Monsters系列IP被泡泡玛特签约，到2025年LABUBU 3.0系列全球范围爆红，这一系列的IP已经成为了今年当之无愧的流行文化代表。自其达到顶峰之后，舆论上的态势也开始有了进一步分化。

就像泡泡玛特创始人所说，LABUBU这类商品因其“无用”而“永恒”，一部分消费者一如既往地追逐着它令其在二手市场的售价水涨船高，一部分消费者也因其“无用”却高价值而感到不适，网络上也出现过“拆解LABUBU”去分析其成本的相关视频。

而一位博主提到，泡泡玛特所推出的产品本质是“塑料做的金融产品”。这就意味着它早已脱离了与劳动、成本所挂钩的商品价值衡量体系，实际承载的是可以无限膨胀的“期待”。

在流行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幻象》一书中，作者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我们渴望并相信这些幻觉，因为我们饱受过度期望的折磨。我们对世界的期待太多。我们期望之过度，完全符合词典上对‘过度’这个词的定义——‘超过了合理或适度的界限’。我们的期望太过分了。”

由此建立起的流行文化，不断随着期望的变化而更迭，这在一部分人看来，实则是千篇一律的人为重复，而非逃离单调现实的真正答案。当越来越多的人受其所困，心生不满，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发现那未加矫饰的世界呢？

我们从《幻象》中摘选了下文关于“镜像效应”的讨论，希望能为你带来更多新的启发。

这个矫饰年代最深层，也最不被人注意的特点中，有一个我称之为镜像效应。我们做出的许多努力，只为扩张这个世界，为了让生活更有趣、更多样化、更激动人心、更多姿多彩、更“如神话般美妙”、更有希望，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由于我们的期待过度而夸张，我们的力量不断增长，我们把难以捉摸的梦想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形象，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套入这些形象中。

如此，我们用以标注世界边缘的，是一圈由镜子围成的墙。我们孜孜不倦、费尽心思地扩充自己的体验，却在不知不觉间把它变得狭窄了。在疯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时，我们却只找到了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意外惊喜。我们遇见的是折返回来的自身。利奥·罗斯腾说，好莱坞的三角恋包含一位男演员、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和自己纠缠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在镜中的倒影。

一些哲学流派早早就告诉我们，所有体验都只是我们脑中的形象。这种思想体现在各种形式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里。在18世纪，它被乔治·贝克莱给予了经典的现代表述。在《视觉新论》(1709)一书中，他主张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外物的特征在心灵中留下的印记，而是破碎的视觉信号在心灵的作用下重组而成的形象，唯独形象才能被心灵理解。他继续论述道，只有这些脑海中的形象是“真实的”——因此，世上的任何事物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因为它们在精神体验中被整合为某种存在。根据他的说法，为一切赋形、感知一切的存在，就是上帝。然而，即使我们不是哲学家，也能看到困扰贝克莱的东西与困扰我们的东西之间存在差异。即使我们同意贝克莱的观点，认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体验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只包含形象，先哲那个无所不在的形象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依然有极大不同。不同之处并不在于过去无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体验仅仅描述成脑中形象，而在于现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形象绝大多数都是由人类自身设计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体验成了发明而非发现。我们的体验越是事先安排好、提前准备得越充分，里面的内容就越是只有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于是，我们就越能高效地把外在世界排除在视野之外：正是这个世界会动摇我们的体验，同时我们也正急需它来让自己变得更具人性。成名的标准让其他标准黯然失色，因为出名本身的定义就是为大多数人所知。我们追求名流，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中的名流，还包括书籍、戏剧、思想、电影和商品中的名流。我们把自己的整个体验都变成了“读者文摘”，只读自己想读的，而不是任何别人想写的。我们听的是自己想听的，而不是任何别人想说的。我们对自己说话，但根本意识不到和自己交谈的不是别人。我们对自己说的，是我们被期望去谈论的事物。我们通过观察别人对他们自己说了什么才明白这一点。“我所知的一切，”威尔·罗杰斯在图像革命早期说，“就是我在报纸上读到的。”现如今，他可能会这样改动他的抱怨以贴合现实：“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已经知道的。”

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古希腊有一位英俊的年轻人名叫那耳喀索斯，他被山中仙女厄科所爱。但他对她的爱不屑一顾，厄科因心碎而死。众神于是决定惩罚那耳喀索斯，他们令他爱上自己的形象。一位预言家曾说过，那耳喀索斯会在看到自己面庞的那一刻死去。当然，这个故事出现时，还没有摄影或电视。让他看见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他某天弯腰向清澈的泉水时，看见自己的倒影。当他望向自己的倒影时，他对这一幻影的热爱令他神迷，他定在那里，无法离开水边。他一动不动，最终在原地憔悴殒命。人们最后用它的名字给生长在泉水边的水仙花命名，其鳞茎据说有镇痛效果。作为该名源头的希腊词有麻木或恍惚的意思（narke：narcotic一词的来源，即镇静剂），对自身形象的爱因而与慵懒、倦怠以及呆滞这些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国家，我们如今都苦于社会性的自恋。我们的先祖，原初的美国，如同心爱的厄科一般遭到抛弃。我们爱上了自己的形象，我们自己制造的形象到头来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形象。

我们要如何逃离自己的形象呢？我们要如何让自己不被它那迷人的自负力量蛊惑呢？

要做到这一点可谓难上加难。我们创造的世界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我们的名人反映出每个人的形象；遥远的“冒险”不过是我们的投影，只是我们让自己准备好去期待的东西，如今我们还能用钱雇人做准备。形象本身成了彼此模糊的镜像：一个采访评论另一个访谈；小说、电视节目、广播节目、电影、漫画书，以及我们反思自我的方式，全都融进了彼此的回响。在国内，我们根据电视节目上幸福家庭的剧本来说话，而那些家庭不过是我们自身的有趣典范罢了。我们的新世界，被制造出来让我们逃离单调的现实，不出意料地变得千篇一律，而且看来再无从中逃离的可能。这种单调源自我们内心，是自我重复的单调。我们倦怠的口味不会让我们找到回去的路。当我们想找“自然”的味道时，却只能找到“非人工”的东西。我们越来越像（英国智者西德尼·史密斯）书中的角色，整个青春不过是“往空井里投空桶；他试着把空桶再拉回来，于是蹉跎了岁月”。一位少年读物批评家最近说，电视是“眼睛的口香糖”。19世纪末，一位尖酸的批评家说廉价小说是“文学的口香糖，既没有好味道也没有营养，只为咀嚼的机械动作服务”。但口香糖（这个产品和这个词都是美国发明）本身可能有象征意义。我们现在可以说口香糖是嘴巴的电视。只要我们别以为自己能从口香糖中获取营养，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图像革命赋予了我们能力，将所有体验都变成某种精神的口香糖，它们的甜味源源不断，带给我们被滋养的幻觉。

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形象检验现实，而重新训练自己用现实检验形象则愈发困难。我们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期待，越来越难以用体验来调整期待，相反，我们如今用期待来塑造体验。我们长久地役使着塑造“现实”的虚华伟力，要怎样才能重新发现未加矫饰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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