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师南疆作战，6，2连一百三四十号人竟然只剩十来个人了|南疆作战|参谋长|司令部|指挥所|警卫员|首长

60小时没合眼— —忆沙巴战役作训科的日日夜夜

自卫还击作战半年前，我奉命调入师司令部作训科工作，以往在步兵447团司令部作训股5年参谋工作的磨练，使我很快适应了师作训科的各项工作职责和工作节奏。

作训科在自卫还击作战期间的工作职责主要是：

根据军指下达给我师的作战命令，制定作战预案供师首长下决心；

遵照师首长的决心部署，制作各部队和兵种的协同作战方案；

下达作战命令；标绘首长决心图；

战斗打响后随时掌握部队进攻、进展状况，并及时报告师首长和上级军指；

标绘部队攻击进展态势图；将首长的指示随即传达到各部队；

记录阵中日记；根据需要组织预备队随时加入作战；

作战后期组织部队清理战场；统计战果；编写作战总结等。

整个沙巴战役期间，师作训科的各项工作是出色的，受到了军指和师首长多次好评。在此，我不描述作训科战中职责的具体事务，只把几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小故事说给大家听听……

“找着”部队人心定

我师攻克越南老街至沙巴县公路4号桥守敌后的第二天，残敌溃逃，我部追击，部队推进较快，为此师指要求各部队每小时报告一次战况和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

上午各部队一切正常。中午起，沿公路追击的我师主攻团连续两次报不出具体位置，只知道在我师指前方十多公里处，但怎么也无法确定位置，似乎在地图上消失了。

其实，这也不能责怪团里的同志，因为自卫还击作战期间我们所用的地图是我军有关部门在中央决策后，仅用2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地绘图、印刷赶制出来的。

地图虽说不上错误百出，但确实只能说比示意图略强而已。在图上，山顶移动、山臂缩短、山沟拓宽等现象比比皆是；公路变垂直、桥梁挪位置、河流无支流等误差也屡见不鲜。

中国人真是太善良了，越南北部地区地形图都是我军测绘部队 20世纪60年代初帮他们测绘的。底稿全都有，却没有一张成品图，临战前才日夜加班套绘印刷而成。由于时间太紧，套绘时错误连连，才造成了部队在图上位置难以确定的不良后果。

战争中，地图上找不到部队可是军中大忌，也是一件大事啊。

到下午3时，这个部队仍报不出位置，师首长十分焦虑，也惊动了军指。师指遂指示部队停止前进，原地驻防待命。

此刻师参谋长涂育文决定亲自前往“寻找部队”。师首长行动必有参谋人员随往，我毅然自告奋勇随同涂参谋长一起去找部队。为了首长的安全，又加配了一个警卫员。我和警卫员除了手枪之外各增加了一支冲锋枪，一行五人乘吉普车沿公路前进。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就找到了主攻团，涂参谋长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紧接着大家对照地图，来确定部队在图上的位置。最后经过我的反复努力，终于确定了部队在图上的准确位置。当电台报告了军、师指后，上上下下都心定了。

这也是我在作战中除了完成业务工作之外，做的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毕竟是我在图上找到了主攻团的呀!

团首长看到了我在地图上的功夫，请求涂参谋长把我留下来，生怕再发生类似情况，以绝后患。由于师指作训科人员紧张，连科长、副科长在内总共才五人，师指无法满足团里要求，我们便连夜返回了师指挥所。

火线押俘星夜归

确定了主攻团的图上位置后，夜幕降临了。正当我们启动车子准备返回时，团尖刀连押来了两名战俘交给团指处置。团首长觉得部队在一线随时有战斗行动，再用专人看押俘虏有诸多不便，就请求刚好要返回师指的我们，把俘虏带回师战俘营。

我们已有五人，再加两人，小车绝对拥挤。更担心的是，战俘在路上会不会威胁到涂参谋长的安全?说心里话，我是竭力反对带俘虏回师指的，但涂参谋长从现实考虑，为减轻团里的负担，决定由我们押走俘虏。

本来我们只要确保涂参谋长安全返回就可以了，现在变为还要押带俘虏的双重任务了，我这个小小临时“车长”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

第一，把两个俘虏反绑后夹蹲在后排我们三人中间。

第二，涂参谋长坐在后排中间，这是孤车行进环境里最安全的位子。

第三，我和两名警卫员分好工，一名警卫员坐副驾驶位置，负责前方的敌情，配合驾驶员看清路面，保证行车安全；

我负责沿途右侧和后方的敌情，并看押好身边的一个战俘；

另一名警卫员则负责察看左侧敌情，并看押好他身边的那一个战俘。我们的冲锋枪都子弹上膛，枪口伸到了车外。

第四，若遇敌情(如敌人炮击等),立即刹车，并让车子倒退八至十米后跃到公路边隐蔽，然后视情况再作下一步行动。如果俘虏要逃跑或有威胁首长安全的行为时，当即就地处决。

这天夜里天特别黑，没有一点星光，绝对是伸手不见五指。上路后，车子开灯行驶不安全，虽说沿途经过的战场已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但零星小股越军出来袭扰随时都有可能。而且远处山上的敌人或越南民兵看到公路上有车行驶，也可能会用火箭筒或直射炮、迫击炮袭击车辆(战后得知自卫还击作战中发生过好几起此类事件)。

而闭灯行驶车子寸步难行，这真难煞我们和驾驶员了。后来我们采取开大灯两三秒钟，看清路况后，闭灯行驶一段路程。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几次我和警卫员还下车探察路况，引导车子慢慢前进。

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四个多小时才返回师指，这四个小时真是惊心动魄，绷紧的神经高度紧张。

也许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了紧张空气，但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小心谨慎绝无错；反之，忘乎所以、盲目自信，一直开大灯行驶，说不定我们都会留在屏边县烈士陵园了。当我和警卫员将战俘移交到师战俘营后，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此时已是凌晨1点多了。

三天两夜连轴转

部队攻打越军3号桥至4号桥守敌时，战斗最为激烈。敌人层层设防，而且利用地形地貌巧妙掩护，我们要到跟前才能看清敌情。

而当部队推进到前沿时，敌人步枪、冲锋枪、高射机枪平射，一齐扫射过来，枪炮声大作，致使我军的攻击一次次受阻，伤亡也较严重。

尤其是攻打4号桥时场面最为惨烈，明明敌人的地堡、暗堡被摧毁了，当部队再度展开攻击时，它又恢复了。枪炮声似大年三十的鞭炮一样密集持久，一排排战士倒了下去，进攻再次受阻。

4号桥久攻不下，战斗到了白热化程度，师首长也出现焦虑情绪。刘广桐副军长不顾“只观察不指示”的守则，决心要到一线去察看敌情，说着就走出了师指挥部，康虎振师长等也随着到了一线。军、师首长到了火线，给前线部队极大鼓舞，4号桥在军、师首长的指挥下终于被我军攻克。

部队作战激烈时，师指挥所里也是一番忙碌紧张的景象：

这个在要部队进攻的详细状况，那个随即报告师首长和军指，另一个协调部队重新组织一次次攻击……

有时还要给炮兵部队提供敌人地堡、暗堡和重火器的精确坐标，以供及时摧毁。

师指挥所里七八架电话，架架都占线通话，赵献德科长、王辉文副科长，还有刘正刚等老同志经常左右手各持一架电话机在通话，嗓子都喊哑了。

电话铃声、叫喊声此起彼伏，确有几分像战争片里的镜头。

攻打3号桥那天夜间，本不是轮到我作战值班，但看着老同志们一天忙碌后疲惫的样子，我主动要求值班。

战斗打响后作战值班室是绝不允许打瞌睡的，而留在师指作训科的五位同志，赵科长是新中国成立前入伍的，还有三位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兵，我最年轻(另有四位战前调进作训科的新参谋都跟随副师长、副政委下到团里去了)。

此时此刻我绝对是应该挺身而出的，虽然我也同样忙碌了一天，也很想休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已三十六小时没睡觉，竟然仍感到精力充沛，也许是战争中所有参战人员神经都高度亢奋，抑或是我年轻的缘故吧。

此时正是攻打4号桥守敌的前夜，我还是态度坚定地要求再度担任夜间作战值班，让科长、副科长和老同志们好好休息，因为明天的战事可能更加激烈!到了后半夜，睡意阵阵袭来，我哈欠连连，真困得有点招架不住了，但再一想，我是在担任师指挥所的作战值班，如果因我的大意而贻误战机，或者出了其他差错，那就是杀头的大罪!想到这，立刻睡意全无，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白天，又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指挥所紧张忙碌的工作中去了。

好在第三天晚上已攻克了4号桥，部队暂无战事，六十多个小时无眠的我，终于倒地睡死过去了。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三天两夜连轴转，挑战了生命极限。

军用大衣传真情

越南北部是我云贵高原的向南延伸段，海拔在600至1200米之间，纬度在22.5°到23°之间，属亚热带气候。战区高山峻岭，树木茂盛，地形易守难攻，给我军发动攻势带来较大阻碍。而气温的起伏多变也给部队带来了不少影响。白天太阳高挂，达到30℃以上，典型的夏天气温，而晚上骤降到7℃至8℃,就是初冬的气温，因此堪称一天四季。

部队到达屏边县时气温已达30℃,在准备轻装上阵时，大家都说如果谁带被子那肯定脑子进水了，有关部门的通知也要求带军毯即可，被子等物品先留在屏边县城由后勤部门保管。而我也许是脑子真进水了，除了军毯之外，竟多带了一件军用棉大衣。

部队跨过红河加入战斗了。白天战时气氛紧张，谁都没在意气温的变化，而到天黑后温度越降越快，深夜温度表指在7℃,若是有帐篷或在民房里宿营也许对此感受不深。

师指挥所为便于观察，设在一个山顶上，而且没有地方搭帐篷。几位首长坚持到晚上10点左右到不远处的帐篷里休息去了。

我们作训科的几位哥儿们可惨了，坚守在指挥所里，用军用吊床拴在两棵树上，毯子半边垫、半边盖。睡吊床，人是无法平展的，得像虾一样蜷着睡，我们第一次使用吊床都很不习惯，关键是气温冷得一个个都受不了。

第二天一早大家除了腰酸背疼外，大呼冬天来了，赵科长嗓音都变了，而我因有一件棉大衣，竟一夜呼呼大睡。其时，太阳一升“春天”来了，不多会儿 “夏天”又来了，很多人穿一件汗背心工作。看着赵科长一把年纪，昨晚又冻了一晚，已有了感冒苗头，却还身负重任，为部队各项战事和巨细事务全身心地忘我工作，我真担心这根战时我师军中的大梁累倒、病倒。到了晚上就主动把我的军用棉大衣让给了赵科长御寒。

攻占沙巴县城后，归月根随师作训科赵献德科长检查部队打扫战场情况。

图为在沙巴避暑胜地的别墅前留影。

左起：归月根、赵献德、445团参谋姚明月、刘正刚。

说实在的，我师沙巴战役任务胜利完成，赵科长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开战后，他始终和涂参谋长在一起商议着部队接敌、展开、攻击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还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讨论。

棉大衣给了赵科长后，我自己也去领受一下“冬天”的味道，这个味道真不好受，说冷得瑟瑟发抖绝对恰如其分。

据后勤医院的同志介绍，跨过边境头几天不少干部、战士因气温落差太大而感冒了。好在时间不长，我只过了五六个“冬天”,后勤就把御寒物资运到了前线，“冬天” 就随之挥手而去了。

从军十年一回泪

自从1969年12月入伍后，生离死别的场面经历了很多次，可我从没流过一次泪。1969年当兵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母亲哭得跟泪人似的，生怕我会上战场，我只轻轻安慰母亲，三四年后会回来看她的，这时我一滴泪也没流。

1973 年起，一起入伍的同乡一批批退伍离开部队。退伍的老兵，送别的连长、指导员都依依不舍，抱头痛哭，我也没有流泪。

1974年，同年入伍又同一个班里的战友，在一次执勤时被一个新兵开枪走火打死，以及同在作训股同一宿舍住的参谋，一起外出时不慎跌下山沟身负重伤不治而亡，我虽悲伤，可都没有流泪。我怀疑自己是个冷血动物，或者是铁石心肠，或者长身体时泪腺没有发育成熟，因而没啥眼泪可流出来。可自卫还击作战后在一次部队娱乐活动——看电影时，我却泪流不止。

沙巴战役结束后，根据昆明军区前指的部署，我师回到云南弥勒县休整。当时师部驻防在县城，而447团也驻扎在师部附近的县城边。

一天傍晚，云南省慰问团给部队放映电影，师部和447团同在弥勒县一个中学操场观看。部队集合完毕后，主持队列的447团司令部军务股陈股长似乎觉得2连还没到达，就大声问道：“2连来了没有?”

队伍里有人大声应答：“到了。”

陈股长一脸疑惑，因他看不到2连的队伍，就又大声喊道：“2连全体起立!”

“哗啦” 一下，齐刷刷站起十来个人，就在离我七八米的地方。

队伍里我十分熟悉的指导员严真道、副连长陈兰旭，还有几位排长都没有影踪。他们去了哪里?

2连一百三四十号人竟然只剩十来个人了，其余的战士们呢?

我的心猛地被伤着了，一股热泪淌了下来且长流不止。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流泪，也是二十多年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流泪。

后来当晚慰问团放的是什么电影，我至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 …

归月根，1969年12月入伍，在447团特务连任战士。1972年4月，任447团司令部测绘员、参谋。1978 年9月，任149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1979年12月，任447团司令部作训股长。

1981年7月，任成都军区侦察教导队教员、中队长。1983年4月，在成都军区兵要地志办公室编写《兵要地志》。1987年2月，任成都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副团职参谋。

1990年2月，转业至上海市宝山区规土局、区政府办公室任党支部、党总支书记。1995年7月，任宝山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环卫局纪委书记、副主任、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