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下这行标题,倏然跳出个念头,怎么像小学生的作文标题?土土的,换一个吧!念头又再一转,这篇短文正是写我小学时代爷爷的往事,算是儿时对自己爷爷的一段回忆,用这标题,倒嵌合当时生活的尘土味,于是土不土也无所谓了。
记忆中我每天起床,第一眼多是看见爷爷在打扫天井,那是个约六七十平方米的小院,大半地面铺着石板,靠墙处用砖石围成条垄,让垄里的丝瓜、葫芦瓜顺着竹枝铁丝往墙上爬,垄下摆着月季、昙花、一品红、茉莉花等花盆,四季都有花开。清瘦的爷爷那时背已微驼,套在身上的衣衫总显得宽大,随着腰身转动,竹扫帚在石头地一下一下的划出大弧线,带起与地面磨擦的沙沙声……童年和少年时这幅情景重复见过不知多少回。
当年院子水井旁,有棵二层楼高的野柿子树,春夏时树荫浓密,初秋开始,每一阵风都会吹落几片黄叶,一直吹到冬天,爷爷就跟着扫落叶到冬天。待叶尽枝秃,又冷不提防,树上有腐朽枯枝掉落,砸过在天井里玩耍的孩子头上。爷爷就用长长的晒衣竿捆上镰刀,像一个持戟的卫士,扬起脖子向树上搜索,找到朽枝就一条一条扯断。爷爷的本意是,孩子们玩耍的小天井要很干净很安全,天上不能有意外之物坠落。他一直以为,人的脑袋是圣洁之地,切不可让鸟粪、脏水、枯枝、烂果这些污腐的东西砸到,特别是小孩子的脑袋,一次二次被砸到的话,那会影响他未来的命运,很不吉利的。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热闹的大家庭里,三代同堂,常年十余口人围着大圆桌吃饭,我的弟弟、妹妹、堂弟、堂妹、表弟、表妹一群孩子幼时都在一起生活。爷爷奶奶自然是一家之主,为了让已工作的儿女少操点育儿方面的心,他们从不拒绝孙辈送来身边短期或长期抚养。我父母久居外地上班,我出生后便一直留在爷爷奶奶身边,是两位老人把我养大的。在大家庭中我是长孙子。
(中排:爷爷奶奶居中,左二叔叔,右一婶婶。作者右上。照片中的这些孩子,童年少年时期都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
小学四五年级后,我能帮爷爷奶奶打下手了:早起陪奶奶去井楼门市场买菜,帮她排队提东西;星期天跟去买大米或喂鸡的米糠,帮忙扛回家;过年时家里大扫除,也学着毛扫帚捆上竹杆,扫去天花板楞条上的蛛网灰尘,又用热水加入碱粉,拿竹刷子刷洗大门和二门(屏风门),每年都让这些门面地方干净一回。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爷爷就把我叫起,让我打开院子大门,然后对外大喊三声:开门大吉!全家安康!我扯着嗓门高喊三遍后,爷爷满意的点点头。又让我点鞭炮,在噼啪脆响的爆竹声中,硝烟味弥漫开来,爷爷听着小巷各处鞭炮声响过,问我:我们家的炮第几响?我说大概是第二第三响吧,爷爷平时寡笑的脸上便笑容绽开,说,可以了,也不必去争头响。转身回门里拿出扫帚,把地上的鞭炮纸屑扫在一起,装入簸箕后又藏进门里(福州风俗大年初一不能向外倒垃圾)。多年后回想帮爷爷奶奶干活的事,我感觉帮奶奶做的事都很实在,属于每天要做的琐碎家务,帮爷爷做的事则多与年节有关,不常做,却有一种仪式感,这大概就是百姓人家的柴米生活与精神追求,落在家务劳动中的一种和谐统一。
爷爷不是那种健壮的男人,相反还显瘦弱。奶奶说他这辈子胃不好,吃饭不多,胖不起来。晚年时爷爷还经常咳嗽,有时会咳得脖子上青筋凸现,好像气被憋住了。尽管这样,爷爷还是整天停不下来,这里抹抹那里捣捣。屋后的屋檐下,有他的两个工具箱,大箱里放着木工锯铁工锯、大小锤子、钳子、锉刀、镙丝刀等,小箱里则是长短铁钉、镙丝钉、旧电线、旧灯头以及镙钉镙帽等废旧的金属小零件。家里在用的老桌椅老木床,提水用的洋铁桶,洗衣服的大木盆,还有门轴、窗销、灯头、甚至地板塌陷,这些坏了爷爷都能给它修好,这可能跟他干了大半辈子纺织机修工的经历有关,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我们家院子原先很大,上世纪60年代初新建赛月小学,前后院被划走百分之九十的面积作学校操场,只留下朝南的天井和后院五六十平方米的一小地块。从此我们家三面被小学包围。分隔的围墙很矮,高个头的老师甚至踮起脚跟就能露出半个脸同我们家人对话。因为课间课后活动中经常有小同学玩的皮球、毽子飞落进我家院子,老师就请爷爷帮忙捡回。后来次数多了,个别学生干脆就自己翻墙过来捡东西,爷爷怕摔了孩子,就同学校商量,不许爬墙,以后只要在墙外大声喊叫,我们捡到都给送回去。于是就有了后来常见的情景:一些学生脚垫俩块砖头,小手举过墙头摇摆着喊我爷爷,人头和脸看不到,却能听到稚嫩的甜甜的声音:老爷爷老爷爷,我皮球掉你家了。老爷爷老爷爷,快帮我找毽子。谢谢老爷爷,老爷爷谢谢你。我爷爷很乐意干这种事。只要隔壁下课铃声一响,操场上孩子们的喧闹声响起后,爷爷就在前后院里转,听听有没有小朋友的喊声,及时找到东西归还。还要求我们家孩子,凡捡到的东西就马上还回去,不能私自留下玩两天再归还。他还多次教育我们,千万不能和学校和小朋友的关系弄僵了,惹他们生气,把砖头石子往我院里扔,伤了我们家人就倒霉了。爷爷的思想是搞好邻里关系就是为防患于未然,不能把本来可以和和气气相处的邻里关系搞坏了,最后会走向反面自讨苦吃。
学校征地后留给我们家的后院地块,被爷爷充分利用了起来,他在那里养过蜜蜂,养过蛋鸡,种过佛手瓜,葡萄,栽过芭蕉,枇杷,几乎把适合小院栽种的东西都种过,所有劳动全和孩子们的谗嘴有关。那年代吃穿用品紧缺是家家户户面临的问题,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不一定解决问题。爷爷奶奶就是在食物供应紧张中,千方百计想为我们下一代过点嘴瘾加点饱腹感,自己从来不吃。可以说,爷爷那时是我们家餐桌上部分食物的生产者和供应者,奶奶则是餐桌上菜肴的精心安排者和加工者。
我也曾给家里餐桌做出过贡献。出了左营司巷口向左一拐,当年是湖东路的断头处,那儿有一段淤塞的护城河,我在护城河里钓过黑鲶鱼,又从附近生产队池塘的石壁缝中钓来红螃蟹。鲶鱼拿回来切成块煮粉干,螃蟹则捣烂加酒糟加糖做成螃蟹酱。那时也不讲究这些鱼蟹出自污水腥臭的河塘,只要能变成了餐桌上的食物,便很有成就感。爷爷对此并不感兴趣,从不表扬我,尤其知道是和对门邻居中一个叫伙俤的大孩子一起去钓来的,他更显得不高兴,还警告我,你少跟他去这里钓那里钓,到时会钓到了生产队的鱼塘里。
爷爷对我和伙俤一起玩从来就不赞同,这源自伙俤小小年纪就不上学了,整天这里跑那里混还惹出了一些事,在爷爷眼里,小小年纪不读书就一定不是好孩子。伙俤父母都是拉板车的,家里有两架板车和六个孩子,挤在我家对面破木楼底下的两间木板房里生活,伙俤和哥哥小学都没念完,双双跟在父母板车后面推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们的妈妈是我们小巷里最能吵架的女人,经常当街破口大骂。一次,爷爷指着门外对我说,你听听,又在骂人了,什么粗话都骂的出,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你跟他玩只会越学越坏。我注意听了听,伙俤妈骂人的嗓音又高又尖,能听清一长串非常尖端的骂词。说实话,我有点怕伙俤妈妈,我见过他妈臭骂伙俤哥俩,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实在可怕。
我小学毕业当年,文革兴起学堂关门,所有学生都没书念了,同龄孩子自组帮派四处游逛。爷爷奶奶在家要照顾其他弟弟妹妹们,没法整天盯我,这给了我野马脱缰的机会,玩性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肥。十三岁的年龄,我就敢架着长竹梯攀上邻居家高高的墙头,从长满薛荔(凉粉果)的绿植中去掏麻雀窝,也敢爬上中山路边高大的枫杨树(我们叫“苍蝇树”),用太阳暴晒后路面融化的沥青作粘胶去粘知了。还有“斗铜”赌输赢,地上画好框格,轮流拿自己的铜块站立瞄准,利用铜块撞击地上对方的铜块,将其撞出框格即算赢。赢来的铜可以卖钱,可以换麦牙糖,令我一段时间非常着迷,把家里抽屉和爷爷工具箱都翻了个遍,能找到的小铜钱,小铜片,甚至灯头里的小铜件都拿去搏一把。爷爷坚决制止我玩“斗铜”,一发现我又溜出去了,搁下手里的活就四下寻找,看我跟谁在一起玩,若在“斗铜”立马把我“赌资”没收,拉拽我回家。后来他发现越来越控制不了我了,一次我参加了一场两条巷子孩子群互攻的石头大战,一个过路小女孩被击中脑袋流血,事后我成了这场乱仗的唯一责任人,害我们家赔了十块钱和二十枚鸡蛋。挨了一顿打后,爷爷红着眼眶说,我们都老了,管不了你了,回你父母身边去吧!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让我自己坐火车去三明找父母。到了三明父母家才生活两个月,工厂造反派宣布我父亲为走资派,白天下车间晚上住牛棚,不许回家。父母自顾不暇没法管教我,只得又买张票让我自己坐火车回福州。
文革前三年,是爷爷最担惊受怕的三年。开始闹抄家风,爷爷去巷口看红卫兵张贴的破“四旧”通告,又看见中山路上一户大宅被红卫兵围着抄家,大批字画照片摆件旧器,扔在大门口又是火烧又是捧击,还让那些东西的主人一一与爷爷同龄的一位老人跪在边上看。爷爷心里害怕,赶紧回家告诉奶奶街上的事,说红卫兵通告各家要把“四旧”东西交出,集中焚烧,不交出被举报了就上门抄家,还要戴高帽游街。为了家的安全,一向都顺着奶奶的爷爷这次难得地强硬了一回,不管奶奶愿不愿意?就直接指挥我翻箱倒柜,找出自己和奶奶的结婚照烧了,因为旧式结婚照不革命化,男西装女婚纱,背景框的田野中还能看见耸立的十字架及教堂;抗战期间逃难去南平拍的唯一一张全家福照片也烧了,因为照片里有父亲和叔叔穿童子军款式的校服。一起烧掉的还有我父亲和叔叔的中学毕业证书,因为上面有“中华民国”的字样。还有厨房用的有古人对饮形象的陶瓷筷子筒,绘有古装淑女形象的白色小瓷花瓶,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也通通砸了。留下些旧书旧报纸旧杂志,预备着交出去集中焚烧。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毁灭旧物时爷爷奶奶是那样的不舍和无奈,爷爷还不让我把照片先撕碎再烧,要我从边角一点点烧起,他俩就呆呆地看着自己和家庭过去的印迹在火舌中一点点化为灰烬。抄家风吹过之后,爷爷又开始担心两个在外地担任国企和县府小领导的我父亲和三叔,会不会被造反派批斗打骂,会不会关进牛棚不给饭吃,在我面前叹气,你爸这个月怎么还没来信?你三叔也好久没来信了?到后来,爷爷更担心我在社会上学坏了,哪天捅出了大娄子,不好向我父母交代。那些日子里爷爷活的很累,经常一副眉头紧皱心事重重的样子,能感觉到他头上的大片黑发渐变成了花白。我奶奶倒是经常劝爷爷,人马马虎虎活着就行了,命里该有的福份都会给咱留着,该有的劫难你躲也躲不掉,用不着整天胡思乱想跟自己过不去。
这里要顺带说说我奶奶,与爷爷本份拘谨的性格相比,奶奶却是豁达大气的人。爷爷很少张口大笑,奶奶却因哈哈大笑而笑脱过下巴;爷爷烟酒茶都不会,奶奶却能喝高度白酒;爷爷五音不全,奶奶却能说英语;爷爷把背负的责任看的太重了,老怕自己负担不起,奶奶则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咱不是救世主,把自己责任尽到就行;平时家里抛头露面的事多由奶奶去办,而爷爷几乎把灶台之外的家务事都包下来。福州流行一种说法,找老公要找福州男,福州男人顾家疼老婆还能干家务,奶奶找了爷爷这个福州男真是找对了,俩人几十年下来感情一直很好,很少伴嘴,爷爷多数时侯会让着奶奶。
爷爷奶奶都有孤儿身世,很小时双双父母就离世了,后在福州不同的教会孤儿院长大。奶奶学的是家政,爷爷学的是机修,在那年代也算手里握点文化和技能。奶奶是满族人,出生在福州旗讯口大营,离开孤儿院后在教堂和洋行当了多年保洁员,和爷爷结婚后就回归家庭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爷爷跟我说过,那时(解放前)家里八口人,我做工收入不多,日子过得很苦,里外全靠你依嫲当家,还好你依嫲是大脚,能到处打零工补贴家用。清末民初,汉族妇女多数还裹脚,而滿族奶奶是天足,能走能跑能干各种粗活;奶奶识书认字,能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能说流畅的福州方言。福州刚解放,一次意外的邂逅,家庭妇女赵奶奶因帮俩位接管城市的“郎阿凉”(南下干部)当了回福州方言翻译,从此改变了自己晚年生活,被“郎阿凉”拉去做居民户籍登记工作,这可是第一次给公家给人民政府做事情呀!街道居委会成立后,奶奶又顺理成章成为了居委会干部,在居民口中又是“先生姆”又是“赵主任”的被尊称了二十多年,被官方多次授过居委会工作先进个人和积极分子荣誉。奶奶算活出了新中国建立后一代家庭妇女的精彩后半生(我有另文写过)。
可惜爷爷奶奶这一代人一辈子基本没享过福,少时孤儿,缺食少衣,青中年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到老年了没有积蓄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工作的子女供养,同时又义不容辞地去照看第三代孩子。在物质不富裕的时代,只能靠节俭自己,苛求自己,尽可能去给孙辈最好的生活照料,从没想过让自己喘息一下松驰一点享受一回,最终都在辛苦劳作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爷爷是1978年3月3日逝世的,享年82岁,比奶奶多活了两年多。爷爷的离世,一度还成为我们家一带坊间流传的奇闻。我堂弟后来告诉我:那天爷爷叫我陪他去理发,我就牵着爷爷出门去了湖东路靠尚兵路口的一家理发店。爷爷常年都在这理发,我陪爷爷来过几次,店里伙计都认识他。当天一切都很正常,感觉不到任何不正常的地方,爷爷和平时一样自己走进理发店,坐在理发椅上,背靠高椅背,半闭上眼,任凭吱吱响的电剃刀在头上推过,很享受的样子。一会儿理发伙计看他睡着了,想摇醒他去洗头,摇两下人没反应,再摇还是没动静,试试鼻息,惊叫起来爷爷没呼吸了。我那天就坐在等候座上,伙计一叫,我忙上去试了又试,糟了,爷爷呼吸真的停止了。一时店里大乱,好多人挤在门口,叫店家赶快把店里做饭的铁锅摔破,又叫我赶快回家叫人。我离店时理发店人已经把一个黑呼呼的铁鼎端出来在门口摔碎了。我跑回家告诉我爸,拆下家里一副小床板,又叫来几位邻居,七手八脚的把爷爷从理发店抬回了家……
爷爷出殡那天我匆匆从部队赶回家,见了爷爷最后一面,爷爷平静地躺着,睡的很安详,只是比过去更瘦了些。爷爷死前没留下遗言,却把自己的发须修整好了,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来日不长,想把自己收拾干净好去找奶奶。那天一同去送葬的一位老邻居对我说,你依嫲走后,你依公状态明显差了,很少出门,一两回在巷子里碰面,我给他打招呼,他无精打采地点点头就走过了,也不答话,我们二十年的老邻居,以前不会这样的。我心里知道,自从1975年底奶奶病逝后,爷爷的主心骨就崩塌了。两个不同民族的孤儿,有缘结成夫妻,婚后数十年相依为命,彼此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奶奶走后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没人知道爷爷心里在想着什么,当他以疾速决断的方式离开人世间,我相信他早准备好了,去天堂找奶奶!奶奶在等他!他会告诉奶奶,他一路过来没有遗憾,他不连累任何家人。
父亲退休后拉我去福州洋下新村,找到福州叶氏家族族谱研修会,想找爷爷的祖先,查查爷爷祖上是哪来的?研修会人翻了一大缧子族谱资料,都没找到爷爷名字中克字辈出至哪支,推断不出祖先源自哪里?父亲扫兴而归,以后也没兴致再找了。我更对家谱历来不感兴趣,找不找到无所谓。爷爷不满13岁就成了孤儿,那时宗亲还在,伯父叔父姑妈一大家人,却没善待过爷爷,还占去爷爷父亲留下的一处房产,把爷爷打发进孤儿院半工半读了事了。就算后来找到了祖先又有啥意思,不过是纸上一串名字,谁知道谁?我只知道爷爷名字只要活在他子孙的记忆中,并且有他的后代用文字把他记录了下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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