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詹周氏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只为在六月号《杂志》发表了一篇《为杀夫者辩》，于是小报上又热闹起来，有人说我是强词夺理，死要出风头；有人说我自己就活像詹周氏，所以要为她辩；也有人板起一副大义凛然的面孔感慨道：“詹周氏虽然很可怜，但这种杀夫之风却断不可开，故处以死刑是应当的。否则，又何以维纲常而儆效尤呢？”三说中以最后一说顶容易淆惑听闻。

若说杀一个詹周氏便可以使别的女人闻而知畏，以后甘愿受压迫，再也不敢自触法网了，则真是把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这回事看做太便当，仿佛棒下出孝子的古谚一般，孩子不听话，只要狠命打屁股就是。而且一味严峻下去，在必要时还不惜牺牲一个孩子以威吓其他孩子，使他们从此都战战兢兢，渐归服帖，詹周氏初不料在无意中倒成为教育社会的工具了。

不过牺牲可没有自己爬上祭坛的，他们苦了她；牺牲一个詹周氏固然不打紧，可忧的是单靠这么一个牺牲恐怕结果还是维持不了社会秩序，犹如酷吏传中所载的来俊臣始终不能使其辖境媲美尧舜之治一般，同样的秦始皇也不能杀绝儒生，白起也不能埋尽叛卒，一味用重典非但不能治乱世，结果反使其世更乱而已。

詹周氏杀夫虽然是故杀，但是决不是预谋杀人，这在供词及初审判决书中可以证明的。在我国暂行新刑律及旧刑法中杀人罪本有预谋及未预谋之分，盖其恶性有重轻，故而量刑也得有重轻才较公允。新刑法中无此两者辨别，非不必有辨别，乃是扩张法官的裁量权限，使其权情节之轻重，得更多伸缩余地耳。然就近代刑事政策之趋势言之，自应多从轻的方面着想，假如她是情有可原的话。故外国多倡废除死刑之说，即或非执行不可，也应执行得文明一些，即使受刑者尽可能免除其痛苦是。

詹周氏的丈夫曾恶意虐待她，而且显然是非法的，可惜她不知告诉，或不能告诉，结果一时变态心理发生，便私自执行报复了，法律一方面责其擅自，一方面责其过当，自然是应该的，但是，现在决不是“以牙还牙”时代，国家对于詹周氏也不能处罚得过当，虽然这上面再没有能够责罚国家的人或机关了。此案之症结在于法官之顽旧，法医之马虎，及舆论界之迷于传统的谬见。在私底下我也曾听见许多与鄙见略同的论调，可惜就是没有人肯说，因为犯不着，结果就好像人人皆曰可杀，只有苏青与那个义务辩护的律师说不可杀了。

她的义务律师是由法院指定的，似乎别人也不能硬说他多事，或疑心他与詹周氏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有苏青好像太那个，既无言责，何必多此一辩来？然而我的动机是坦白的，不过不能已于言，希望“一吐为快”而已，自知必将挨骂无疑。

然而事情也有出于意外的，譬如今天我刚接到知堂先生 [按：即周作人] 的一封来信，其中一段有云：“日前读《杂志》中大文，甚感同意，此种意见在此刻恐不免甚犯忌讳吧。

偶阅胡博士论学近著《在悲观声浪里的乐观》民廿三年双十节作）中提及民九前后，四川有十九岁女子杀了她十不全的残废丈夫，理由是‘我没有别的法子可以避开他’。法院判徒刑十五年，司法部以为过轻，（胡君乐观则因为民廿刑律定得更轻）将法官付惩戒。但以较现今则反动空气尚还较少，因知识阶级仍大抵赞成法官方面也。其实只要她们知道离婚（政府社会方面自然也须予以援助），则此种悲剧均可免除。唯在此刻亦无从说起，闻上海小报的论调真不成话也。”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我何必借詹周氏来出风头？这种“风头”我似乎已出得太多了，现在很想避些麻烦。我也决不会像詹周氏一般的痴心又糊涂，冤苦到死，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虽然活在这种残忍疯狂的世界里其实也没有什么趣味。

这里多的是腐旧的人，以为杀人者死是天经地义，不知在紧急避难时推人堕水亦犯罪否？兵士冲锋杀人亦犯罪否？孩子犯法亦处刑否？法律须合乎人情，因地因时而得能修改，而且目前早经修改过几次了，大概一般庸众以及自以为知识阶级甚而至于一部分法官犹在做梦，以为真命天子还坐在龙廷上呢。若欲以威吓为压迫手段，则不如恢复包龙图出世时代的一切刑罚，能够进一步参照所画或所塑的十殿阎王一般更好，有十八层地狱，如寒冰地狱啦，刀锯地狱啦，落油锅啦，喂毒蛇啦，推入血污池啦，……真是洋洋大观，然后再弄个把愁眉苦脸的电影明星来扮詹周氏，让她各式各样苦头都吃遍，人心恐怕还要快得多哩。

只是高兴时第一须忍住些气，别像戏文中所做顶开心也是顶扫兴的一幕如“笑死牛皋”般才好。

附注：

据报载近来因囚粮缺乏，拟将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者都交保出去，免得他们饿死狱中，这是颇值得讨论的一个权宜办法。但我很疑心此种权宜之计是否也像四舍五入法一般，把无期徒刑的改为枪决，把判决死刑的提早执行，如此则囚粮更可省了，直至囚粮断绝的一天，则刑罚种类只剩下两种，即处死与放还是，不知法官在自由心证之际定罪将主张从重乎？抑从轻乎？在量刑之际又将决定将犯人处死乎？放走乎？

（原载 苏青散文集《饮食男女》，天地出版社1945年7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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