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他因“蒋介石女婿”的光环，在政界军界左右逢源，风光无限；解放后，他却被披上“蒋介石女婿”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受尽屈辱。

也许应了那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96年，已是94岁高龄的他，在被世人冤枉诋毁了30余年后，终于守得云开日出。历经磨难，苦尽甘来，晚年泼天富贵又从天而降，他又继承了巨额遗产。

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他，开始走入公众的视野，但这不是因为他蒋介石的女婿的名头，也不是因为他获得了巨额遗产，而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做出的不为人知的特殊贡献。

他是谁？他就是陆久之，一个不是中共党员却为党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奋斗了20多年的传奇人物。

陆久之

  • 背叛家庭，陆家大少做了“党外特工”

1902年，陆久之出生于长沙。从明朝起，陆家就是官宦世家，家世显赫。他的父亲陆翰文武双全，是官场“不倒翁”，前清时曾任辰州知府，辛亥革命后，先后荣登湖南财政厅厅长、全国烟酒专卖局局长的宝座，袁世凯死后，又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法处处长，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以后又做过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幕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可以说，陆久之生活在这样的大官僚家庭，是妥妥的官二代，标准的统治阶级。

本来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他，完全可以“坐吃山空”，做个纨绔子弟，悠闲悠哉地过完一生。但他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在新旧思想激烈交锋时，他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大量地阅读马列书籍以及《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为此，父亲大骂他叛逆，但他发誓一定要做个新青年。

此后，出生“罗马”的他，开始厌恶军阀出身和奢侈糜烂的贵族生活，一心想着去当“骡马”，体验感受底层人民的生活。

18岁时，他看到报上的招工广告，就偷偷跑到上海，投考进入上海宝成纱厂当了一名练习生。

在纱厂，陆久之吃苦耐劳，为人正直，又不畏权贵，仗义执言，赢得了工友们的信任，并与蔡叔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不久，两人在上海新闸路迁善里和吴淞路处创办了上海绍敦电气公司。

蔡叔厚

其实，蔡叔厚是中共地下党员，绍敦电气公司则是党的重要的秘密联络站。经常出入这里的有周恩来、夏衍、叶剑英、刘晓、李维汉、邢西萍、吴克坚、李强等。就这样，在这些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引导下，陆久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6年9月，陆久之经中共党员徐梅坤的介绍，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由此当上了周恩来的地下信使，即中间联络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在上海利用流氓头子陈群、杨虎等人组织工会统一委员会，任用青红帮头子常玉清担任调查部长，他们到处搜捕革命志士，制造恐怖活动。

鉴于当时的形势，党组织安排陆久之以“工会调查员”的身份为掩护，打入魔窟，进行反跟踪反侦察活动，刺探敌人的动向，为党提供情报。

在南昌起义中，陈赓由于腿部受伤，被卢冬生救下送上海牛蕙霖医生诊所治疗，不想这个消息被密探查到，报告给了调查组。陆久之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报告了组织，结果特务们火急火燎地冲进医务室抓人时，却扑了空，陈赓已经被秘密转移。

陈赓

还有一次，另一个特务发现了向忠发的地址，又是陆久之及时报警，他才逃出魔掌。

但几次抓捕扑空，特务们开始怀疑陆久之是“内鬼”，但特一时半会又拿不出证据，就以改组为由，把他给解雇了。

为安全起见，党组织就安排陆久之去广州大浦叶剑英家里避难。一段时间后，确认他没有暴露，叶剑英考虑到陆久之有官僚家庭的背景，又是孙中山挚友陈国权的女婿，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对党更有益处，便托曾任孙中山秘书的好友连声海帮忙，介绍陆久之到上海招商局当了秘书，并兼任《航运半月刊》的主编。

自此，他在招商局，继续为党工作。

但陆久之总觉得师出无名，于是，便满怀信心地向周恩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不料，周恩来考虑到他这个富家少爷极度缺乏对敌斗争经验，委婉地拒绝了他：

“你要求入党，我和赵世炎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可你不入党比入党更重要，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单线联系嘛！”

对此，陆久之一直想不通，直到1929年发生的一件事，他才改变了看法。

1929年6月，日本共产党书记佐野学从苏联开会回国，途径上海，周恩来派陈寿昌给陆久之布置任务，要他做好掩护工作。

佐野学当时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为安全起见，他们便以师生相称。佐野学在陆久之的公馆里住了一月零五天，始终没有引起怀疑。但后来佐野学在外出执行任务时不小心被发现，暴露身份后被押解回了日本。

幸亏陆久之不是党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毕竟窝藏“共党”，他也受到了牵连。

  • 长袖善舞，日本人出钱打造了“多面间谍”

1930年1月，在党组织安排下，陆久之逃亡日本。在日本的七年时间里，他先后进入铁道学院和早稻田大学学习，这使他在留日学生中有了广泛的人脉。

为了团结进步学生，陆久之便与廖承志等人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读书会”，他自然也成了留学生中的明星人物，并且意想不到地有了四大收获，这为他在日本和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一大收获，他成了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当时，蔡叔厚已由中央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由于陆久之在留学生中的影响力，在蔡叔厚的推荐下，党组织安排陆久之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情报站的工作，并担任远东情报局东京站负责人，主要任务是收集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情报。

在流亡日本的沙文汉、陈修良夫妇等协助下，陆久之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混入上野图书馆偷拍到了日本军事要塞地图。

此外，他还通过日共获得过不少日本军、政界的重要情报。这些机密情报均由当时上海站负责人蔡叔厚带回祖国。

第二大收获，他开始为少帅张学良提供情报。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后，名声在外的他，被《申报》看中，聘为驻日特派记者。1930年暑假期间，他就以驻日特派记者的身份到沈阳采访了少帅张学良。采访中，他以在日的所见所闻，申述了日本早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少帅从陆久之那里掌握了大量来自敌国的第一手重要情报，也激发了他的民族正义感，当场聘请他为东北文化社驻日特派记者，希望陆久之继续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回到日本后，他以两个驻日特派记者的身份，广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结交军政界人士，为党和张学良收集情报，从东京连连发回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动向的稿件。

第三大收获，成为驻日大使馆专员。1936年许世英出任国民政府驻日大使，因为他与陆久之的父亲是旧交，陆久之主动攀上了这个关系，成为大使馆的专员，有了这层关系，他收集情报更加得心应手。

第四大收获，与汤恩伯成为莫逆之交。陆久之与汤恩伯早就相识，但私交并不深厚。那时，汤恩伯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然而他却对军事专业颇有兴趣，所以一心想要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但由于没有人脉，一直无法成行。于是，他就找到了陆久之。陆久之二话没说，就向父亲陆翰求情。陆翰被儿子缠得没办法，就托人保荐，汤恩伯如愿进入了军校学习。这也成了汤恩伯人生的转折点，自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陆久之也就随着许世英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利用特派记者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38年，经许世英介绍，陆久之混入了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在军统特务处王芃生手下从事情报工作。

上海沦陷后不久，他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1940年的一天，他在街上碰到了在日本认识的好朋友冲野亦男。此时冲野亦男已是日本海军武官府的一名大佐。昔日好友相见，冲野对他格外热情，他告诉陆久之，南京汪主席正在用人之际，留日学生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如果他有意，自己愿意为他出面举荐。但陆久之告诉他，自己无意官场，一直做记者，还是想办报，干老本行，为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做些工作。

陆久之的一番话，正中冲野亦男的下怀。经过冲野亦男的一番运作，日本人愿意出钱给他办报。

对于这天大的好事，陆久之不敢怠慢，当即向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和沙文汉做了汇报。在党组织的支持下，陆久之买下了上海租界《华美晨报》的发行权。他自任社长，聘请恽逸群做总编辑，于是，上海滩上出现了一张打着洋商招牌，利用日本人的钱，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中日亲善”为幌子，专门宣传抗日，收集敌伪情报的奇特报纸。

在创办《华美晨报》的过程中，陆久之还利用和冲野亦男的特殊关系，打入与日本海军有密切关系的“海安公司”任总经理。

这期间，他利用与日本海军的特殊关系，获得准运证，通过瞒天过海的手段，源源不断地把新四军需要的重要物资运到根据地。

为了在上海收集到更多的情报，陆久之借着海安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又在浦东大楼开设了“璇宫舞厅”，这样的舞厅有日本人做后盾，自然有不少人光顾。作为老板的陆久之每天都在舞厅中“纸醉金迷”，趁机搜集大量情报，分别送往国民党与共产党手中。

这时候的陆久之，八面玲珑，迎来送往，风光无限。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陆久之给新四军送物资的事最终还是东窗事发，他被投入了宪兵司令部的大牢。在严刑拷打下，他坚不吐实，一口咬定自己与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生意上的疏忽，最后，在冲野亦男的斡旋下，他被无罪释放。

直到抗战胜利，陆久之终于脱下“汉奸卖国贼”的外衣，将自己“军统要员”的身份展露给世人。

  • 喜结良缘，他成为老蒋的乘龙快婿

从事隐蔽工作，陆久之表面风光，但内心却是痛苦的。他上不能告诉父母，下不能告诉妻儿，只能带着面具生活，这就给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带来了灾难。

前文我们说过，孙中山的挚友陈国权是陆久之的的前岳父。陈国权不仅是孙中山的挚友，他还曾创办并出任过“中美英联谊会”会长，与伍廷芳等外交名人齐名，1925年陆久之娶了他的女儿陈宗蕙。

陈宗蕙

两家都是名门望族，可谓门当户对，起初两人感情如胶似漆，举案齐眉，婚后不久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便是大女儿陆蓓莉。

但由于后来陆久之长期从事地下活动，出于保护自己以及方便收集情报，他开了舞厅，不得不混迹于三教九流之中，经常彻夜不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由此也引发了家庭危机。但保密工作的需要，他又不能说出实情，以至于误解不断加深，陈宗蕙心灵备受煎熬，最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抑郁而终。

陈宗蕙离世后，陆久之痛不欲生，每当夜深人静，愧疚和孤独就不断地折磨着他。在痛苦的煎熬中，他度日如年，直到他遇到蒋介石的女儿陈瑶光并与她喜结良缘后，他才走出了丧妻阴影。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没听说蒋介石还有女儿，难道是私生女？

大家都知道，蒋介石一生共有四段婚姻，一生中只有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蒋经国是他与原配毛福梅的孩子，蒋纬国身世则始终是个谜，据说他是戴季涛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的私生子。

1921年，34岁的蒋介石看上了浙江纸业大王陈鹤峰15岁的女儿陈凤。痴情的他向陈凤声称自己已经与原配及侍妾脱离关系，并许诺“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在巨商张静江的撮合下，他抱得美人归，并将陈凤改名陈洁如。

蒋介石与陈洁如

婚后，两人感情日深，但遗憾的是，他们一直生不出孩子。

在黄埔军校期间，有次，一个期盼生男孩的华侨，又生了个女儿，就想送人抚养，正巧被去广州平民医院参观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遇上，她怜惜这个孩子，就抱回家中收养。碰巧陈洁如来家里拜访，她看到此女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何香凝明白陈洁如很想要收养这个孩子，便忍痛割爱让给了她。

蒋介石只有儿子，没有女儿，这时得一乖巧可爱的女儿，很是高兴，视为掌上明珠，特意取小名为“陪陪”，大名叫蒋瑶光。

蒋瑶光

1927年8月，陈洁如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她把养女交给母亲抚养，1933年，陈洁如回到上海，此时已是物是人非。蒋介石出于政治考虑，娶了宋美龄，便解除了与陈洁如的婚姻关系。陈洁如将女儿改名陈瑶光，独自带着她居住于当时上海法租界的“巴黎新村”，母女俩相依为命。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早已陷落于日本人之手，蒋瑶光此时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情窦初开的她，爱上了一个朝鲜男人，并且不顾母亲反对嫁给了他，还生了两个儿子。

谁知这个姓安的朝鲜人是日本间谍，日本投降后，他惧怕自己的间谍身份被人发现，便匆忙逃回韩国，抛下了陈瑶光母子。

这段失败的婚姻，对陈瑶光影响深重，她的人生也由此变得暗淡无光。

1946年秋，陆久之受邀参加汤恩伯的秘书长胡静如的夫人周安琪举办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上，他遇到了比自己小20多岁的蒋瑶光，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便心心相惜，不久，便步入了婚姻殿堂。

由此，陆久之就成了“蒋介石女婿”。

  • 临危受命，冒死策反汤恩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汉奸”陆久之便以“军统特务”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中，不久，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这得归功于汤恩伯。

前面我们说了，在日本留学时，汤恩伯与陆久之成为莫逆之交。陆久之这个人很讲义气，本着送佛送到天的想法，他决定好人做到底。在汤恩伯回国后，他又鼓动父亲继续动用人脉关系帮助汤恩伯。于是，他的父亲陆翰就向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并且历任国民党要职的陈仪极力举荐了汤恩伯。在陈仪的运作下，汤恩伯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成为他的三大宠臣之一。

陈仪

汤恩伯也是重情重义之人，抗战胜利后，此时已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的他，负责接收上海，就投桃报李，委任陆久之为少将参议，作为接收大员，专门负责对日侨日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有了这个护身符后，他按照组织的要求，在上海成立了《改造日报》，一方面向战犯们宣传和平，另一方面则作为党的传声筒对外宣传党的宗旨。为了掩人耳目，陆久之还邀请汤恩伯担任日报的董事长。

但是，报纸对党的宣传，还是戳中了国民党的“肺管子”。汤恩伯一气之下，关停了事。

到了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鉴于上海是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党中央考虑要首先争取和平接管。

而当时坐镇上海、手握重兵的关键人物就是时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如果能顺利策反他起义，解放军便能顺利渡过长江，京沪杭地区也就由此和平解放。

汤恩伯

这个重任再一次落在了陆久之的身上。

当然，陆久之深知有前车之鉴，自己此行无异于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

在此之前，汤恩伯的“军师”周天缪因规劝汤急流勇退，进行起义，被其暗杀。而他的伯乐“恩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也因奉劝他能全军起义，而被他立即向蒋密报，落得了被软禁的下场。

但为了党的事业和上海人民免遭战火，陆久之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仗着与汤恩伯是“兄弟”，又是蒋介石的乘龙快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谁都知道他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他就大摇大摆地直接去办公室找汤恩伯，但几次都落了空，于是，他索性在汤公馆住了下来，终于在一天深夜等到了汤恩伯。

一见面，陆久之就单刀直入，问他一旦解放军渡江，他将如何应对？此时，汤恩伯还抱有幻想，认为有长江天险和稳如泰山的上海防御工事，完全可以与共军抗衡。陆久之随即晓之于理，动之于情。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希望汤恩伯效仿傅作义，顺从民心，遵从民意。

当晚两人坦诚相见，相谈甚欢，汤恩伯有所触动。

第二天一早，两人继续恳谈，再次规劝汤恩伯希望他能早日下定决心，不要变成民族的罪人。终于汤恩伯说出心里话：

“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我不想成为民族的罪人，我会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上海民众的。”

4月23日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直扑上海，陆久之也向汤恩伯做了最后的游说，敦促他尽快下定决心进行起义，做傅作义第二。

正在这个关节口，蒋介石也许嗅到了不同寻常，4月27日父子三人亲自抵达上海督战。

蒋介石父子

陆久之觉得形势已经刻不容缓，便向汤恩伯再次献策：

“太好啦！蒋氏父子三人的性命，都在您手里了，机不可失，希望你能当机立断，那么你将永远名垂青史了。”

就在此时，门外突然传来警卫报告的声音，进来的正是蒋经国，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也使得陆久之对汤的策反工作戛然而止。

后来，蒋介石把汤恩伯叫到停泊在长兴岛附近的军舰上，陆久之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汤恩伯，对他的策反被迫中断。

1950年4月，陆久之又接受了一项新的艰巨任务：

到日本策反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

之所以选择他，一是因为他在日本留学七年，二是他的叔父陆矩吾是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机要秘书。

在他的努力下，代表团中的谢南光、郑鼎安、吴文藻、吴半农等人宣布起义，他们果断脱离了代表团，由日本经香港回到北京，受到了中共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

1955年，陆久之因为潘杨案影响，被判处刑期十五年。后在周总理的干预下，1962年被提前假释出狱。文革中，他又因是“蒋介石的女婿”，而被戴上了“潜伏特务”、“汉奸”的帽子，只能在街道上扫垃圾、在窑厂做苦工，逐渐变成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孤独老人。最后在中央统战部的协助下，他改名易姓躲藏了起来，并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陈洁如和陈瑶光则在周总理的关心下，去了香港生活。在香港期间，陈洁如写了回忆录，详述了她与蒋介石的爱情悲剧。国民党为阻止其出版，指使某出版商将书稿高价买下，直至蒋氏父子去世后，这本书才得以出版。1971年陈洁如在香港病逝，其女陈瑶光继承了她的巨额财产和图书版权，同时，也继承了《两蒋日记》的出版权以及蒋家部分的家产。

1983年陆久之前去香港探亲，陈瑶光希望他留在香港生活，共同继承巨额遗产，被陆久之婉拒，不久他便返回上海。就这样，夫妻二人一直分居生活。

直到1996年，高龄94岁的陆久之的革命功劳才被肯定，上海市委肯定了他的全部革命历史和革命贡献，参加革命的时间追溯到追随周总理开始革命的1926年，并按照副市级待遇享受离休生活。

至此，陆久之的红色特工传奇才被世人所知并广为传颂。

2008年2月12日，陆久之在家中逝世，享年106岁。

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红色特工，默默地为党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既享受了荣光，又受尽了屈辱，依然不改初心，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气度呀，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致敬我们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