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县人在广西大学4.4丨抗战中守护浙江大学、广西大学的容县人士|容县|广西大学|桂林|浙大|浙江大学|竺可桢|马君武

编者按

上回说到，日寇铁蹄踏碎山河，中国高校被迫踏上流亡之路，黄绍竑在浙江实践“容县模式”。本节就从浙江大学南迁广西说起，聚焦黄绍竑、黄旭初等容县籍志士，在硝烟中与广西大学一起守护教育火种的故事——他们或前线奋勇抗击日寇，或主政一方力保学脉，或远赴他乡协办名校，为民族撑起未来的希望。

一、浙江大学南渡西迁：跨省协力的教育接力

1938年7月，战火席卷沿海，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在面对抗战的紧迫形势的同时，也面临浙江大学存亡危机。

黄绍竑在浙江。图源：江夏文化

抗战期间，黄绍竑题词：同仇敌忾。图源：网络

当时浙大经费困难，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向黄绍竑写信求助，直言浙大已因“一再迁移，所费已巨；……费用特多，且无伸缩余地。”黄绍竑虽主政，但省库空虚未能直接拨款，只能竭力协调。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最终，竺可桢在朱家骅（前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继任之）的帮助下直接向教育部申请经费，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抗战胜利后，广西举办石刻展，朱家骅欣然回复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并题词“思古悠情”，与容县籍人士颇有交集。）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人，近代教育家、科学家，景星学社社员。

广西举办石刻展，朱家骅欣然回复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并题词“思古悠情”。图源：《广西石刻展览特刊》

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在龙泉设立分校，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浙大不得不多次迁徙，其校址从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再迁移至广西宜山（今河池市宜州区）。而黄绍竑则继续在浙江省内山区后方设立战时学校（主要是英士大学），而且浙大的龙泉分校还曾一度要与英士大学进行合并。

竺可桢校长与潘承圻、舒鸿教授考察天目山禅源寺校址。摄于1937年。图源：浙江大学

193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竺可桢、副院长李四光（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写信给马君武，打算将科学院迁到桂林，马即复信表示欢迎并积极奔走。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

李四光（中）在桂林，1940年任广西大学教授。图源：广西大学

经马君武仔细考察和协助购买，中科院最终选定雁山水源岭一带作院址。8 月，马君武与李四光筹建桂林科学实验馆于桂西路，马被推举为常务委员。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物理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在的桂林良丰雁山旧址。图源：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中间靠右侧处，为办公室、研究室；其后两平行小屋，靠最右侧处为配电室，这一边则有小型车间和程技师两兄弟的宿舍，附近有一水塔。图片左侧稍远处为雁山地磁台。

李四光建立的桂林科学馆至今还完好保存。图源：广西大学

而竺可桢的浙大在迁往广西前，马君武还亲自到桂林灵川县的江头村等地，帮竺可桢寻找合适的办学地址，以方便学校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也同时借助浙大的教学力量，惠及西大。西湖的风与漓江的雨，在战火中汇成学术的暖流。

竺可桢在桂林。图源：广西大学

1938年10月3日，竺可桢（右1）在桂林与胡刚复（左1）、丁绪宝（左2）等各方交涉浙大在宜山建筑等办校问题。图为在桂林高中物理实验室，竺可桢手执物应是丁绪宝正在研制的物理实验用量尺。丁绪宝，原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此时在桂林高中任教兼广西教育厅督学

最终，浙江大学于1938年10月底，所有教职员和师生全部抵达宜山，11月1日，开学上课。

宜山浙江大学校舍远景摄于20世纪30年代。图源：浙江大学

于是在那艰苦抗战时期，便形成了“广西人在浙江保大学，浙江大学在广西避难”的独特现象。黄绍竑治下的江大学能够继续办学，保留了浙江高等教育的重要火种，为战时和战后浙江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保存了师资力量和学术传承。

二、浙大再西迁，容县籍将领提供帮助

1938年9月浙大迁入广西宜山，宜山东门内的文庙、湖广会馆和东门外的标营等作为二、三、四年级学生宿舍，住宿学生有339人。1939年2月5日，日寇于前一日轰炸贵阳后，次日对浙大宜山校史进行了猛烈轰炸，师生虽无伤亡，但损失严重。

浙江大学西迁宜州时的标营教室（历史照片）。图源：浙江大学

1939年2月5日，日寇就曾轰炸浙大宜山标营男生宿舍，被炸后的惨况。图源：浙江大学

1939年11月，日寇为切断中越交通线，从钦州湾登陆攻占南宁，直逼宾阳，威胁宜山（浙大临时校址）。

桂南会战，张发奎在昆仑关。图源：网络

战火逼近，对当时在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浙大）构成严重威胁。南宁距宜山不足300公里，宾阳更是仅200公里之遥。日寇空袭频繁，据竺可桢校长日记记载，1939年11月初，宜山连日拉响空袭警报，师生人心惶惶。

11月15日，竺可桢得知日寇在北海登陆，20日又闻钦州失守。他在21日的日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日寇登陆的威胁已传了一年多，但广西军政方面疏于防备，且恰逢关键时刻指挥层出现严重真空：军长夏威（容县松山沙田村人）因父亲辞世回容县治丧，师长冯璜（容县黎村振新村人）被调往重庆受训，白崇禧赴重庆出席六中全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容县杨村东华人）身患疟疾卧床不起，李品仙（苍梧人）则赴安徽就任省主席。竺可桢感叹：“结果竟无一人能指挥，可称荒唐之至！至临时手忙脚乱调兵遣将，不亦晚乎！”

冯璜，字壁如，广西容县黎村镇振新村人。时任第175师师长。

尽管如此，竺可桢仍坚持正常教学。11月26日，校方决定若日寇进占宾阳则停课，并做好迁移准备。次日，竺可桢在全校会议上安抚师生，强调宜山尚安全，并指出此时夏威已在宾阳前线指挥，蔡廷锴在武鸣布防，指挥已有人负责，且大军正增援阻敌，短期内宜山应无虞。他的判断基于地理和军事形势：日寇欲威胁宜山，必先占宾阳，再攻占120公里外的大塘，而连接宜山与贵州的黔桂公路沿线缺乏战略重镇，并非日寇主攻方向。

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贤初，出生于广东罗定。

然而，部分学生因恐慌（后被证实源于一位教授的误传）强烈要求立即停课迁移，甚至一度限制教职员离场，场面混乱。面对压力，竺可桢于11月28日召开校务会议，决定立即启动迁校筹备工作。12月2日的行政会议更暴露了迁校的紧迫困难——汽油奇缺且昂贵，校内存油仅500加仑，远不足以运输堆积如山的图书仪器（仅急运物资就需28车次）。浙大不得不寻求外部运输支持。

关键时刻，广西地方军政力量，尤其是桂系要员，开始为浙大西迁提供实质性的协助：

12月5日，竺可桢亲赴黔桂铁路局，与局长侯家源（校友）商谈。侯家源慷慨提供铁路局回空船只用于水运。12月7日，铁路局即提交了详细的水运方案（宜山-柳城-长安-三江-榕江-三合-都匀），成本远低于陆运，为浙大提供交通支持。得益于这一安排，12月13日，第一批仪器和书籍得以通过水路和少量汽车运出。

桂南会战前集结的桂军。图源：《南宁百年图录》

迁校工作启动后，却面临教育部和广西省政府的疑虑，他们认为日寇威胁宜山的可能性不大。1940年1月2日，竺可桢得知教育部要求必须获得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等人的谅解，迁校方能获准。竺可桢深感此行刻不容缓，于是向黄旭初请求协调疏通，争取合法迁校。

1月3日，竺可桢等人紧急驱车赶赴桂林。当晚9点，竺可桢拜会了仍在病中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详细解释了浙大迁校的紧迫原因和筹备情况，谈了一个小时。黄旭初在了解实情后，明确表示对浙大迁校“并无意见”，并当即允诺致电教育部，说明情况，为浙大争取支持。黄旭初的这一表态和行动至关重要。

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桂林官邸。图源：江夏文化

此时，夏威作为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已亲临宾阳前线指挥布防，客观上在危急时刻为浙大所在的宜山地区提供了一定的军事屏障和缓冲时间，虽然竺可桢初期对其有指挥空缺的批评，但其队伍的存在和作战对延缓日寇推进、保障迁移筹备时间具有实际意义。

昆仑关战役前的中国军队。图源：《南宁百年图录》

在黄旭初主席亲自出面协调教育部，浙大的迁校努力终于获得转机。1月9日，先行抵达贵阳的浙大人员电告，教育部长陈立夫已批准迁校。浙大西迁贵州之路，在桂系军政人物，特别是两位容县籍要员黄旭初和夏威直接或间接的关键协助下，终获名正言顺的通行证。当天下午，竺可桢便启程亲赴贵州，最终浙大校址迁到贵州的遵义，其中校本部在湄潭县。至此，浙大在广西的故事告一段落。

夏威（1893年3月2日—1975年1月3日），桂系将领，广西容县松山沙田人，字煦苍。时任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然而，即使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对广西大学的关注延续至战火最炽时。1944年豫湘桂战役，日寇发起最后的疯狂，桂林告急，西大学生因疏散问题与校长李运华爆发冲突，那是西大最混乱最低落的时期。竺可桢在遵义得知后，在日记中详细剖析根源：“西大学生近三千，教职超编百余，管理已显混乱。更兼李与历任校长不睦……”在1944年7月3日、16日，8月3日的日记，竺可桢均提出了对广西大学的关切，字里行间尽显对兄弟院校的忧思，可见西大在竺可桢心中的分量之重。

1944年夏，日寇进犯湖南，桂林告急，广西不保，广西大学最终也不得不被迫西迁至贵州榕江。

借用国立贵州师范学院作为校舍的广西大学（榕江校址）。图源：广西大学

三、马君武、黄绍竑：跨省也剪不断的西大情

1938 年，58 岁的马君武从上海返回桂林。当时，已迁往桂林的广西省当局，特地表彰马君武先生对祖国教育的贡献，在杉湖北路为马先生建了一栋两层楼的公馆，省主席黄旭初为大门的门额亲笔题词：“以彰有德”。尽管年事已高，马先生依旧想着教育报国。

1939 年6 月，省主席黄旭初代表广西当局，对西大改国立一事表示赞同，同意转报教育部审批。 8 月 22 日，广西大学改名为国立广西大学，并任命德高望重的马君武为广西大学校长。

马君武校长亲自题写的校名

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校长任命状。图源：广西大学

1939年9月23日，尽管此前被排挤两次又两次回西大“救火”，马君武依然不计前嫌，第三次出任广西大学校长。他到任时说：

“我向来不找事做，但若国家有事要我办，我也不辞，尤其是在此国难期间，人人应该尽力救国。我又经休息了三年，精神业已恢复，不妨再来主持西大。”

国立广西大学旧照。图源：广西大学

可叹的是，1940年8月1日，马君武校长因生日宴后不久胃穿孔症医治无效，在桂林雁山校区病逝，享年60岁。

一代宗师的离去，各界悲痛，纷纷悼念。蒋特发来唁电并送来了挽联：

总理昔追随，革命应推先进；英才资教育，吾民痛失导师。

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程潜、冯玉祥、于右任、龙云、陈立夫等一大批要员均送有挽联。

黄旭初作为特派委员代表致祭，为马校长举行了隆重悼念仪式。

1943年，纵然身负主政浙江的重任，黄绍竑依然千里迢迢回到了战时广西的桂林良丰。此行的目的，就是祭奠数月前逝去的马君武。

伫立于庄严肃穆的墓碑之前，黄绍竑心潮难平。在他的回忆录《五十回忆》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心境：

我到良丰，伫立于他巍巍的墓碑之下，默念这广西第一个出洋留学生，第一位德国工科博士，第一任广西大学校长，他为革命而努力，为学术而努力，为“西大”而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念之余，实不知涕泪之何从也！而“西大”已由婴儿而少壮而成长，育成之材，亦已数百千人，为地方为国家，必能继马校长之遗志而努力。马校长九泉有知，亦可以瞑目矣！

站在广西大学这位灵魂奠基者的墓前，黄绍竑的心中，充满对马君武办学伟绩的崇高敬意。作为一个重要的亲历者与推动者，另一股情感也油然而生：

培育后生，本为前人应有之责任，我不敢以此居功，但回忆往事，亦有足以自慰者。

黄绍竑一方面谦逊地表示培育后人是“前人应有之责任”，不敢居功；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作为创始人的欣慰。这种悲欣交集的心情，恰恰说明广西大学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将其视为自己人生中一项极其重要且引以为豪的事业，其成败得失、兴衰荣辱，都与他个人情感紧密相连。这份情感，不因地域分隔而改变，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

位于桂林西林公园旁的马君武先生之墓。图源：广西大学

四、本节小结

回望抗战岁月，黄绍竑在浙江保存浙大血脉，黄旭初在广西接纳流亡高校；竺可桢携科学火种穿越五省，马君武以生命最后一程照亮西大。这群人用行动诠释“教育救国”的真谛：烽火可焚城池，难灭文明星火。

如今，沙塘林场的赤桉树已需三人合抱，雁山园的红豆杉依旧亭亭如盖。当我们在和平年代漫步校园，或许该驻足片刻——眼前葱茏，曾是战火中一群容县人、一群教育家为后世撑起的绿荫。

柳州沙塘林场约1939 年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师生种植的赤桉树，如今需 3 名男生才能合抱。图源：《广西大学史话》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