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节选自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3-99页。

许多人们经常探讨和强调的所谓的英国精神和英国政治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以最好的理解。尤其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并没有像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那样成为所谓的“国家”。英国并没有产生那种典型的国家建制，如常备军，官僚机构，一部成文宪法，国家法典中的不成文普通法的变更，等等，没有这些东西也照样运转。人们经常这样说道，其岛国的地理位置取代了常备军、国家官僚制度以及成文宪法并使其成为多余的。这完全正确，但还不全面。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英国的以海洋性的战争观念与欧洲大陆的陆地性的战争观念的巨大冲突时，人们才能认识到这元素之间的冲突的全部含义，而这种冲突正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所在。

在通行的国际法教科书的描述里，这种冲突的强度之所以被掩盖起来，是因为人们把国际法区分为“一般的”国际法和“特殊的”国际法。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国际法”，恰恰相反，那种所谓的“特殊的”国际法正是英国以自由的海洋为根基的世界霸权诉求的最高表达，以至于成功地使得英国的海战方式成为普遍认可的国际法规则。我刚开始时已经提到过两种国际法秩序即陆地性的国家主权间的关系与海洋性的自由或者说非国家性之间的冲突，在此就不再对两者关于战争和敌人的概念进行解释了。但是，古斯塔夫·拉岑霍夫1881年提出的思想却值得特别一提，虽然这个人在国际法领域根本不受重视，因为他能够最好地廓清这种冲突的根源。这位伟大的奥地利军事学家指出，陆战主要以空间、陆上交通线、地盘为目标，而海战并不以“空间”、而是以活动着的交通工具为目标。因此，大陆国家的海战主要以登陆或者保卫海岸线为目标。相比之下，英国进行的海战着眼于经济方面的控制区域，试图挤压弱小的海上势力，干扰其贸易。从目标、手段以及法律观点的种种差异，拉岑霍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的全部意义直到60年后的今天才变得清晰起来。他认为，一个不尊重其他国家在海上的财产的海洋国家，其领土和公民的财产一旦意外着陆也同样无法受到尊重。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这种总体立场所产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及其主要特征，这种总体立场在所谓的“与海洋成亲”的宣称中获得了表达。首先是：英国统治的非国家的社会特征，“间接的”统治方式的主导性，以及我所说的海岛的“无根化”（Kntankerung)

第一，与陆地性的世界帝国不同，海洋性的大英世界帝国并非是国家组织的产物。这个帝国既不能界定为邦联，也不能定义为联邦。所有陆地性概念的移植以及以“国家”这一概念为轴心的建构体系必然会在这里搁浅。私掠船、贸易公司、商人冒险家、清教流亡者创造了这个海洋帝国，而不是国家创造了这个帝国，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它还反对任何趋向国家化的萌芽。这一事实真相在1916年的世界大战期间由一位英国人在一句著名的话中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这句话值得在这里予以引证，因为它不仅触及了这一事实的世界观的核心，也击中了其历史的、政治的要害，而且几年前在一个颇为有名的、典型的美国式的对“现代国家”理论的描述里，这句话被强调为深刻的真理：“17世纪英国的扩张乃是一种社会性力量的扩展，而不是国家力量的扩展。为了逃避国家的压迫，社会性力量开始向外拓展，当这个国家与法国和加拿大殖民地进行了两场战争，开始试图赶上正在自我拓展的社会的步伐，重新施加其影响时，试图抵制一个帝国成为现实，一种新的国家间的联盟诞生了。”19世纪的信条在这种思想中原封不动地显现出来.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布克尔、以及诸如此类的哲学家。在他们眼里，国家和政治乃是邪恶的东西，且意味着战争和黩武主义，而社会则等同于工业主义，私营经济，因此意味着进步与和平。由此，所有的东西都汇入自由的、也就是与国家无涉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中。这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也是一种历史建构，结果使得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世界资本主义成为世界的主宰以及世界和平的内容和保证。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世界霸权能够随心所欲地消除战争，因为，在它看来，经济制裁的手段，封锁，以及“经济施压”似乎足以粉碎任何抵抗。

第二，这种由某种“社会”承担起来的世界帝国的结构与所有其他的那种由国家的或者民族的组织手段拼接而成的结构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面对英国的统治方法的独特性，那种所谓的“结构”或“建构”的说法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了。这种说法和想象过于国家化和陆地化了；它们让人过多地联想到了建筑物和建筑学。出于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几年前有人曾经对“大英帝国行将瓦解”的声称这样反击道:“大英帝国根本就没有什么接缝。”英国是通过“接缝”(Fuge)以外的其他方式结合为一体的，英语中根本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汇与接缝相对应，而只是笼统地说“接合点’’(joint)。诸如“结构”和“接缝”这样的观念太“直接”了。英国的统治与那种最宽泛意义上的“间接权力”的手段和方式相适应。对于一个经由海洋对陆地施加影响的权力来说，这种间接地施加影响的权力运作方式乃是典型的统治手段。在其海权发展的所有阶段，英国总是能够将这种间接的、时常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总是越来越有效的权力手段付诸行动，无论是对付那些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海外民族”，还是对付欧洲大陆上的那些国家。英国海权发展的三个世纪里都验证了这一点。18世纪时共济会运动已经从属于这一潮流。作为一种秘密的社会性组织，它最为稳妥地掌控了那种所谓的自由的“公共”舆论。乌特勒支和约以及路德维希十四死亡之后，共济会的权力开始显现。这里我们将要考察的第一个共济会分会成立于1717年。其活动从伦敦开始，18世纪时伸展到了整个欧洲大陆，从里斯本和马德里，中经巴黎和柏林，最后到达彼得堡。博爱观念的惊人传播以及在极短时间内覆盖全欧洲的政治宣传方面的成就，比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作品，就是共济会的功劳，没有它是不可想象的。在此后的19世纪，共济会仍然在发挥其影响，然而，此时自由宪政的宪法运动成了英国向大陆施加影响的典型手段。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考虑，在欧洲所有国家粉墨登场的自由和宪政运动有意无意地变成了英国的世界霸权的工具。尤其是，在以下一点宪政主义找到了其世界霸权的意义，即，在任何一个宪政国家中，无论是经济还是出版，也就是公共舆论的培育，乃是与国家相脱钩的领域，或者说私人的事情，它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与“自由的”世界市场和出版业相融合。最终，在我们当今的20世纪，1919—1933年的日内瓦国际联盟成了英国世界霸权的此类间接统治方式的组织的一种尝试。经济制裁，经济和财政上的抵制，所谓的“经济压力”，道德上的谴责以及使其处于非法地位，所有的这一切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机制，任何一种抵抗都将消弭于无形，如果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最后一刻不与之脱离的话。

第三，最后，这个岛屿从大陆的一部分转变为一只船或者干脆成为一条海中的鱼也解释了那种起航的意志，而这一意志对于大陆上的观察者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借助这一意志，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考虑将其世界帝国的中心从欧洲的一个岛屿迁往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的可行性。这样一种迁移(Exodus)的想法不是迫于1939--1940年的战争的压力才浮出水面的，即使当今战争的绝望局面就已经使这一构想丧失了直接的现实意义。迪斯累利，这位先知先觉和行家里手，19世纪时已经提出了这个建议。在其1847年的小说《唐克雷德》或者《新十字军东征》（中，有这样的话：“恳求英国女王组建一支庞大的舰队；请求她将其整个王室和领导阶层迁走，把帝国的首都从伦敦迁往德里。在那里她将找到一个巨大的、现成的帝国，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以及一笔巨大的收入。”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听到的英国政治家们关于迁往美国去的可能性的讨论，几乎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了，只不过是从欧洲迁往印度罢了。甚至，它的起锚这一构想在16世纪英国对于海洋元素的决断中就可以获得解释。这个岛屿变成了一支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一条巨大的鲸鱼，像一个利维坦遨游在行星的另外一个地方，一旦它的安全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