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开国上将队伍里，陈锡联有个响当当的绰号——“小钢炮”，既是对他作战勇猛、无坚不摧的形象描述，也是他性情耿直、敢讲真话性格的生动诠释。

有意思的是，对于自己这种倔强个性，陈锡联本人曾用“倔强任性、不屈服人、嫉恶如仇、勇于反抗”的16个字来评价。

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军人个性，让晚年的教员在物色执掌三军的军事人选时，毫不犹豫的将陈锡联推向了台前。在老人家看来，做事坦荡、从不参与权力之争的他，是光明磊落的可造之材和可托之人。

当然，陈锡联也并非在所有事情面前都不争，至少在八路军改编后因职务问题向老首长徐向前“抱怨”一事上，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仅有的三个主力师编制下，许多干部精简使用、降级安排，甚至外派到地方都属于正常现象。

陈锡联的红10师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769团。番号虽然压缩了两级，但此时的团级番号却显得弥足珍贵。

再加上769团作为八路军的主力团，部队指挥系统完善、全团2900余人编制健全，机枪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排更是一应俱全，比之当时八路军其余的地方团、独立团和补充团，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的配置了。

按理说，正规军的番号，加上主力团的待遇，团长陈锡联应该知足了。未成想，部队正式改编后第一个站出来“开炮”的恰恰是他。在徐帅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陈锡联当时的想法：

陈锡联与徐帅感情极深，早在鄂豫皖苏区时期，陈锡联就曾因外出就餐而被扣上了“吃喝委员会”的帽子，差点被执行军法。好在被及时赶到的徐帅救下，并痛批了以“整顿纪律”为由到处抓人的干部。

自此之后，陈锡联始终铭记老首长的这份恩情。因此在和徐帅谈到八路军改编后的事情时，他都是交心交底，无所顾忌。而他提到的“两个想不通”，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指战员的真实想法。

不过，陈锡联的“抱怨”并非是为自己叫屈，而是替包括徐帅在内的一部分人打抱不平。

改编后的三大主力师中，115和120师在人员配置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虽然也是降级使用，但大都按照统一的标准安排。唯独原四方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在干部任用上多副职、多降级的状况普遍一些。

尤其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当时的任命也仅是129师副师长一职。陈锡联想不通的是，这样一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来的队伍，为何不能由老首长来统一指挥。

此外，曾在四方面军担任军级干部、并为西路军艰难保留了革命火种的李先念，接到的最初任命也是到129师担任营长。这在陈锡联看来，似乎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通。

好像只要与红四方面军的番号产生一些关联，在职务安排上就要被压一压。

除了徐向前和李先念外，曾在“草地分兵”后被迫随左路军南下的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以及四方面军出身的胡奇才、许世友等人，也都因心怀委屈而忿忿不平。

这其中，又以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许世友最具代表性。

当时的抗大中，关于四方面军的谣言屡见不鲜，四方面军的将领三天两头开会调查也都是家常便饭。许世友本就是粗人，让他每天都莫名其妙的接受批评，自然不太现实。

一气之下，许世友便生出带领一批四方面军老战友回到四川打游击的想法。不过，关键时刻，参与行动的王建安清醒的向组织上报了此事，这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但这样一来，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了。只要是顶着四方面军的番号就会被“区别对待”，这几乎成为军中的公开秘密。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的抗大中存在一个有名的“双一原则”，即三个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一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军团的干部。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安排也不乏一定的合理性。红一方面军，尤其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大都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或秋收起义的“老井冈”，其中的不少人还是黄埔科班出身，论资历和能力都是军中最顶尖的人才。

四方面军由于早期扩编过快，加之曾有“排除知识分子”的历史旧事，因而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加之很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到八路军改编时也就20岁左右的年纪，资历、威望都有限。

因此，从客观角度来分析，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整体干部质量，明显要高于四方面军。

此外，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即草地分兵后四方面军南下成都失利，兵力锐减二分之一，加之此后宁夏战役血战马家军使主力损失较大。

至全军改编时，曾经兵力最多的四方面军，已到了必须补充陕北红军才能勉强凑出一个师编制的地步。

这也就是为何由刘伯承出任师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四方面军单独成师，徐向前担任师长自然顺理成章，可129师毕竟是一支合编而来的部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显然也是一次合理的配置。

在兵少干部多的情况下，像李先念等一批干部被层层下放到一线部队，也都是迫于无奈之举。不过，“双一原则”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人为主观因素，导致一些单位在用人时难免存有成见。

从陈锡联到罗炳辉、胡奇才，再到许世友，面对此起彼伏的声音，一直忙于处理国共和谈和抗日大计的教员亲自出马，让局面迎来了新的转机。

在教员本人看来，想法和意见不一致，引起激烈争论这很正常，知错就改，大家都还是好同志，毕竟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过程。

基于这种态度，他对红四方面军可谓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干部使用上，他一直坚持着“尽其才，收其心”的标准，不仅要充分发挥将领们的才干，还要让他们解开心结，心无旁骛地上战场。

首先是对徐向前的任用安排。徐向前虽在名义上担任129师副师长，但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把手”而独当一面。

从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单独率部开辟晋东南根据地，到1938年4月率129师和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再到山东抗战形势危急时受命徐奔赴山东，统一指挥各抗日力量，足见教员对徐帅信任之重。

这边安排完徐帅，另一边的李先念也得到教员新的工作安排：到新四军高敬亭的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性格豁达、任劳任怨的李先念干净利落地回答了教员：

李先念之后，在对待罗炳辉的人事安排上，教员先是让对方出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而后又在1939年5月改任其为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对许世友的安排。尽管多数人认为“带头出走”的许世友应该从严处罚，但教员并不认可。随后，面对一肚子委屈却又不愿低头服软的许世友，教员的一席话令对方铭记一生：

对正在关禁闭的许世友而言，这番话除了是对他的激励劝进外，又包含了对他既往不咎的意思。

最终，在教员的亲自介入和关怀下，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这批四方面军的抗大学员，在从轻处理后很快踏上了抗日前线。

此外，为表示公平对待所有四方面军的将领，教员还特意委托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彻查部队干部任命情况，务必保证公平公正，不能再出现所谓的“双一原则”。

直至建国后的1961年，教员在回忆起这次事件时，仍不点名地批判了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

正是伟人的这份豁达宽广的胸襟，最终成就了四方面军将领们的光辉荣耀。

陈锡联夜袭阳明铺，李先念指挥中原突围，许世友打红胶东半边天，都是我军军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