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刚开年，我们部队搞了次野营拉练。拉练结束后，因为我表现还行，加上有人帮忙说了话，我被推荐去当连队的文书。指导员跟我一直挺要好，也觉得我能干，适合做文书的事。正好原来的文书确定第二年要退伍了，这事就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我成了连队的军械员兼文书。
到了1977年，我们连队接到任务，开到了辽宁省沈阳。具体是在沈阳市于洪区，给沈阳军区的长途汽车车库搞基建。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原本在山沟里的步兵连，因为工作变动，一下子来到了大城市。那会儿的于洪区其实就是个挺偏的郊区，我们连队就住在工地搭的帐篷里。但毕竟是在沈阳，而且我们的直接领导也从营部换成了军区后勤部，这变化就大了。无论是平时政治学习接触的东西，还是业余生活，都比以前丰富多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不少。

我们连队帐篷旁边，就是军区司令部的汽车队，人家是个营级单位。他们的生活条件、消费水平，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不过都是当兵的，汽车队的书记（他们营部文书叫书记，是排级干部）跟我关系还不错，时不时会给我们弄点好烟好酒。这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在城市当兵的舒服和方便。
那时候，我们指导员生病住院了。副指导员呢，是从司务长提上来的新干部，人很本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像后勤部和汽车队组织的活动，他一般都不去，连长（副连长当时空缺）也就没人陪着去了。师里、团里、营里的首长们，只要来沈阳办事或者路过，都会到我们连队来看看。所以，陪首长这活儿，不是连长干，就是落在我头上（副指导员从不参加这些，连长又忙着基建，我就顶了差不多半个指导员的差事）。

有一回，师里一位副师长来连队检查工作。到了午饭点儿，连长热情地请副师长尝尝连队的大锅菜。副师长看了看锅里的菜，大概觉得不太合胃口，又闻到汽车队小食堂那边飘过来的饭菜香，就朝我示意，问能不能去那边吃。我马上跟汽车队书记联系（副师长来我们这儿，汽车队事先不知道）。书记看在我的面子上，请示了他们领导，破例同意接待副师长（虽然副师长是我们师首长，但跟汽车队没有上下级关系）。汽车队提了个要求，说接待副师长，陪同的人只能是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可指导员在医院呢，副指导员又死活不肯去，我就只好代替指导员去了。吃饭时，我向师首长敬了茅台酒（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喝茅台）。
那段日子，我特别忙。除了文书的本职工作，比如每天统计基建工程进度、出连队的黑板报，还得安排连队的政治学习计划，组织理论骨干学习讨论。事情多得真是团团转。
也就是在这最忙的时候，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了。营党委书记张教导员，在支部大会通过我入党的决议之后，为了填《入党志愿书》上“上级党委指定专人与入党人谈话”那栏，专门跑了一趟沈阳来找我谈话。张教导员问我：“你是从上海来的知青兵，以后要是复员退伍，你是打算回黑龙江呢，还是回上海？或者留在部队接着干？”我那时候脑子一热，用了句当时挺流行的话回答：“愿作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党叫我回黑龙江，就回黑龙江，叫我回上海就回上海。”教导员听了，好像不太满意，但也挑不出啥大毛病，接着又问：“党会叫你回上海？要是党叫你留在部队呢，你怎么办？”“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我立刻回答。“这还差不多！”教导员像是松了口气，我也跟着松了口气。
当时，我留队提干的方向是安排去营部当书记。因为这个，营部那些小兵，像通讯员、卫生员什么的，对我态度都变得特别客气，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不过后来，因为原来的老书记转业去哪还没定下来，我提干的事也就暂时搁在那儿了。
时间转眼到了1978年。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后，团里有一批河北籍的老兵，还有几个北京的病退兵，需要有人护送回原籍。团军务股的康股长，大概把我当成干部了，就把我从连队抽出来，参加师里统一组织的送兵队伍。那时候我在部队还没正式提干，但我经常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那是我用自己的战士服，跟我妹夫在武装部工作的老爸换的）。我对提干这事其实有点犹豫，但特别喜欢穿“四个兜”，觉得穿着气派、方便又实用。我问康股长：“我能不能穿‘四个兜’去送兵啊？”康股长笑着说：“当然可以！穿四个兜，能增强光荣感、责任感嘛，再说你不是迟早都要穿的么！”就这样，我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出现在了送兵现场（送兵的人都是从师里各单位临时凑的，大家互相不认识，所以我穿四个兜也不觉得别扭）。

送完老兵，我们送兵部队几个人从石家庄坐火车去北京。我们买的是硬座票，跟其他乘客挤在闹哄哄的车厢里。我和我们师炮兵科的毕科长，被列车长误认成了河北省军区的首长和秘书，破例被请进了软卧车厢招待。这事儿主要是因为毕科长年纪比较大（当时快五十了），个子又高，皮肤黑，一脸大胡子，说话是地道的山西方言。那时候军装上也没军衔，我们一行五人（都是我们师送兵的人）一上车就挺显眼的。再加上我这个穿着“四个兜”的年轻军官坐在毕科长旁边，那架势看着确实挺像部队首长带着秘书和随员出门。列车员看见来了“大首长”，赶紧把列车长找来跟我们搭话。毕科长官其实不大（师炮兵科长是副团职），但“见过世面”。遇到这场面，他一点儿不慌，用他那口特别像华主席的山西方言，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省军区的，坐火车是下去“微服私访”搞调研。因为我们坐的那趟车条件有限（只剩一间空着的软卧），列车长就说只能请“首长”和“秘书”（也就是毕科长和我）过去休息一下。毕科长倒是一点不客气，拉着我的手就去了软卧车厢，还在那儿吃了餐车送来的山西刀削面和水果。那次经历，让我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当“首长”（秘书）的感觉。

这段特殊的部队经历，看似充满了偶然的际遇与身份的错位，却在不经意间，让我这个普通的士兵得以短暂地触摸到不同层面的部队生活与责任。无论是代替指导员接待首长，还是被误认为干部参与重要任务，都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角色背后所承载的信任与担当，远比外在的身份标签更为重要。它无声地告诉我，人生路上的许多“偶然”，往往是对一个人准备与品格的“必然”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