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兵，不但加入八路军，还登上了中国烈士纪念碑，他到底做了什么，让敌我双方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从侵略者到反法西斯战士的蜕变

1920，宫川启吉出生在日本山梨县东八代郡御坂町一个山村家庭，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父亲靠在果园做工养活一家八口。

小学毕业后，家里再也供不起他读书，只能让他到邻县的五金铺当学徒，十几岁便开始干活补贴家用。

1939年，19岁，宫川被日军强征入伍。

彼时的日本，正是军国主义狂热高涨之时，“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年轻人都被训练成听命机器，他被分配到侵华日军第32师团，踏上中国战场。

在河北、山东一带，宫川所在部队参与过多起残酷扫荡，老百姓的尸体成堆，村庄被点燃，一把火烧成灰。

他起初也麻木执行命令，甚至认为自己是“为国家效命”，战争、火光、死尸、惊叫……这一切在他脑子里麻了，他从未质疑过。

直到1941年7月29日。

这一天，他所在小队与八路军在冀鲁边区遭遇，枪声激烈，他腿部中弹，被俘。

在被押往八路军营地的途中，他多次吼叫“快杀了我”“我死了也光荣”，一度试图剖腹自杀，手腕划破，但没找到匕首，只割出血痕，被牢牢按住后，他索性绝食三日。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没人打他，也没人骂他，每天按时送饭，受伤的腿还被包扎上了草药，看守不仅没羞辱他，反而叫他“宫川同志”。

这种待遇，让他完全懵了，过去他看到的是，中国俘虏在日本兵脚下求饶也被活埋，而现在，自己一个侵略者，居然被“敌人”视为人对待。

这种巨大反差，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逐渐接触到“反战觉醒同盟”的教育材料，有人给他念日文杂志，还有抗日宣言，他开始听进去。夜里躺在炕上，他脑海里全是那些被烧毁的村庄、惊慌的中国妇女、倒在田埂边的孩子。

他不再抵抗了，主动更改名字，把“宫川启吉”改成了“宫川英男”。

改名，是为了保护远在日本的家人，因为他清楚，一旦“变节者”身份被公开，父母兄长的命运就难料。

他的思想彻底转变，是在接受一个中国老乡的帮助之后，腿伤复发，一位四十多岁的农妇悄悄煮了一锅鸡汤送过来，那天他一边喝着热汤，一边哭得满脸是泪。

“我不是人。”他低声说，“我愿意留下，替我以前做的事赎罪。”

成为“日本八路”的抗战岁月

转变之后，宫川英男被带往延安，接受系统教育。

那时延安已经有一批日本反战士兵，他们共同组成了“反战同盟会”，课堂上讲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亚洲各国反侵略的现实，也讲普通日本民众的苦难。

宫川英男听得最入神。

他拿着笔认真记着笔记，私下常向中国战士请教历史、语言、时事。有一回打扫院子时，不小心撞坏了农户家的一只旧瓷缸，他坚持按原价赔偿，硬是从自己有限津贴里扣了。

在战士们眼中，这个日本人和谁都能聊得来，从不摆架子，下地帮忙种菜、上山背柴，全都抢着干。他的饭量其实很大，但每次都故意吃得少，只为节省公共口粮。

他还常和大家一起买菜，从来不拿特权，宁愿多走几里山路，也要跟老战士一起排队，他说：“我是后来来的，没资格挑。”

1943年夏，延安“反战同盟”决定派遣骨干赴前线开展策反工作，宫川英男主动请缨，他被派往山东长清，加入“津浦铁路对日军工作队”。

这支工作队专门做日军内部瓦解工作，发传单、广播、寄信，宫川负责拟稿、绘图，还承担对被俘日本士兵的转化。

他最成功的一次策反，是感化了日军警务所所长秋原。

对方原本态度恶劣，不吃不喝，坚决不降，宫川耐心交流，不谈大义，只谈家人。

他给秋原讲他自己的母亲、讲弟弟的贫苦，甚至画了一幅日本樱花图送给对方，上面写着：“打完这场仗，你还能回去种樱花吗？”

秋原终于松口，愿意配合对日军情报的提供，不久之后，秋原成功带走五名日军新兵脱离部队，正式加入反战阵线。

在延安档案中，有完整记录显示：宫川英男被任命为冀鲁豫边区参议员、副委员长。

他的中文讲得极流利，还能主持会议，即使在中国官员中，这种能力也很罕见。

战士们都私下叫他“日本八路”，不再是俘虏，也不再是他者，他已完全融入这个群体。

巧施反战策略，瓦解敌军斗志

在长清前线，宫川英男没有拿枪，却打得比子弹还准。

他手里拿的，是画笔和纸。

他发现多数日军士兵识字能力不强，但图像敏感，于是亲自设计、绘制了一批专门针对日军下层士兵的宣传单。

一张图上，是老兵把新兵踹倒在雪地里，旁边大字写着：“不许打骂士兵！”

这些画风并不粗糙，反而很贴近日常生活：士兵吃不上饭、站岗冻脚、军官喝酒跳舞，一目了然。

配上几句平实的话，像：“你在中国死，家里人还在交税”，“你不反战，他们就继续发财”。

他不骂人，只说实话，士兵们拿到传单后都悄悄藏起来，有人开始私下议论，“中国人怎么比我们还替我们想？”

除了传单，他还发起了一个特别项目“慰问袋”行动。

每逢日本传统节日，如盂兰盆节、春节、秋祭，他带着队伍准备一批纸袋，里面装着糖果、咸菜、香烟，有时甚至是一本旧日文书。

袋子封口写着：“家里老少盼望你回家，请千万保重身体。”

最妙的，是袋子里附上一封“信”，用日文写的，署名“你母亲”“你妻子”“你儿子”，写的都是思念和忧愁。

一名名叫桑岛节郎的日军卫生兵，在战后回忆录中写道：“那袋子我反复看了十几遍，觉得自己像个罪人……那时我就不想再杀人了。”

效果开始显现。

部分据点日军，开始以“巡逻”为名，故意放慢脚步，让八路军“有机会”贴近他们，还有人“走错方向”，钻进树林偷偷投降，甚至有人带枪过来加入反战组织。

对日军高层来说，这比一场小规模战斗更可怕，反战的，是士兵的心，是整个军队的基础。

1944年，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任命宫川英男为边区参议员，这意味着他已经完全被纳入政治体系，不再是一个外国战俘。

他穿着八路军制服，主持会议、讲战情、提建议，用极流利的山东话和日语双语切换。

但与此同时，他的名字也被日军情报部门列入“重度危险分子”名单。

据资料记载，日本华北方面军情报科，在1944年末下令：“悬赏五千日元，擒拿宫川英男。”这个金额，已经远超普通军官赏金。

他不能回家，也回不去了。

他写给战友的信里这样说：“我生在日本，却在中国找到尊严，日本打败了，我也不能活着回去见母亲。”

他知道自己在走一条回不了头的路。

英勇牺牲与永恒纪念

1945年6月9日。

山东长清，万德镇西官庄，宫川英男带着一批资料，在一个民兵小队掩护下秘密转移，傍晚时分，被一支日军侦察分队包围。

他们的人手少、地势低，敌方火力强，宫川知道，自己活捉之后，就是日军炫耀的“战利品”。

他没犹豫，把文件全塞进背包，吩咐民兵转交总部，自己留下掩护，他朝远处开了一枪，吸引注意力，日军瞬间围拢过来。

他举枪，对准自己的心口。

一声闷响，日军冲过去，在他胸前发现一块布牌，上面写着：“宫川英男——反战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副委员长。”

他们愣住了，这就是悬赏五千元的大目标，他们没想到，这个人竟然自杀殉职，而不是当俘虏。

第二天夜里，八路军组织了十几人突袭日军封锁线，冒着瓢泼大雨，把宫川的遗体抢了回来，一路山路湿滑，战士们不敢停，也不能让他的身体被再污染一分。

他们把他安葬在孙家土村大峰山，那年他25岁，战士们围着新坟静默站立，全场无声。

冀鲁豫边区政府当天即发讣告，宣布：“我边区最勇敢的国际战士，为反战事业捐躯，宫川英男精神永存！”

1983年，长清县决定修建革命烈士陵园，在迁葬名单上，党委书记拍板：“宫川必须迁入烈士墓区。”

这意味着，他成为唯一一位被正式葬入中国烈士陵园的日本人。

他的墓碑前，每年都有扫墓人，有他曾经的战友、有他们的孩子，李洛夫就是其中之一。李洛夫说：“他救过我，我的命，是他争取到的那批日军情报换来的。”

2009年，李洛夫之女孙雁鸣，带着一包黄土，坐飞机去了日本。

在山梨县御坂町，她把这包土撒在宫川英男童年时住过的院子前，那是他的家，也是他再也没能回去的地方。

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那300个名字中，有一个，写的是：

“宫川英男（日本），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国际战士。”

只有他，是外国人，也是唯一被国家承认烈士身份的日本籍抗战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