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志愿填报服务的信息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服务在收集考生成绩、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一旦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考生及家长很可能面临被诈骗、骚扰等后续隐患。

服务被外包

大机构名不副实后果惨痛

山东潍坊学生王宁的遭遇更令人痛心。

去年，她花费5499元在某大型教辅机构（A机构）报名志愿填报服务，服务却被外包给一家小型公司（B机构）。按照机构提供的建议填报志愿后，尽管她当时高考分数高出本科线25分，最终却滑档至第62个志愿——外省的一所专科院校。

“A机构辅导老师和我线下见面后，便拉了线上志愿咨询服务群进行沟通。但后来我发现，全程和我沟通的老师实际上是B机构的员工，并不是A机构的辅导老师。”王宁回忆说。

她还发现，辅导老师专业度不高，需要她自己查询大量信息，并且服务也严重注水。

老师仅让她从200所学校专业自行删减至100所左右，未讲解学校详情，甚至不清楚无口语合格证能否报小语种，让她自行致电各校招生办。

更糟的是，填报专科志愿时，老师推荐了省外某专科院校，声称其“往年出过专升本状元”，但王宁入学后发现该校专升本难度极大。“这些信息，本该由机构提前了解清楚后告诉我，结果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偏差，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最终全由我承担。”

北方某县城学生程成去年花费2800元报名志愿填报服务，分数高出本科线54分。机构辅导老师无暇悉心指导，让其自行在报考书上划出所有“沾边”的学校，甚至让其不要致电高校咨询，声称“打电话会抬高分数线”。

录取结果揭晓，程成不仅未被公办本科录取，事后更发现自己的分数已超过一所未在机构推荐名单上的公办本科提档线。“机构连本科院校名单都没整理清楚，这种辅导毫无意义。”程成事后欲退款却被拉黑，目前还在想办法追回相关费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叶刚指出，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信赖属性。若A机构擅自将服务外包给B机构，构成根本违约，考生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款并索赔。若A机构未披露外包事实或在宣传中伪称“拥有专家团队”，则可能构成欺诈，考生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

“对于因机构错误导致考生错失机会（如滑档至专科），若机构违约，考生可依法主张违约金。但证明未上本科的‘机会损失’金额较困难。若能证明机构存在欺诈，则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王叶刚说。

维权不容易

“不能退款”为霸王条款

针对“服务未起到实质性帮助”或“最终考生自主填报”的情况，王叶刚强调，关键在于合同约定。若机构承诺提供“一对一量身定制”或“大数据精准推荐”，实际仅提供公开的基础信息（如分数线），则构成根本违约，考生可要求退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分析，即使无书面合同，若服务明显不符合该行业的“交易习惯”（如未提供实质帮助），也构成违约，考生有权要求退款。

“此外，若机构仅声明‘30%到50%可能性上本科’，属合理评估范围，不构成虚假宣传。但若作出‘百分之百上本科’等保证性承诺，而考生分数与往年分数线差距显著，则属过度夸大填报策略重要性，构成虚假宣传，考生可要求赔偿损失。”赵精武说。

多名学生告诉记者，即使知道自己被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坑骗了，要想退款也很不容易。刘小米说，机构只给过她一张收款回执，并且在合同中声明“不能退款”。

“无论机构是否声明‘不能退款’，该条款都很可能无效。”王叶刚解释，此条款与考生有重大利害关系，若机构未尽提示说明义务，考生可主张其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使尽到提示义务，依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该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机构责任，应属无效。

“因此，在考生一方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下，即便当事人约定了‘不能退款’这一格式条款，考生一方也有权要求辅导机构退款。”王叶刚说。

赵精武指出，仅出具“收款回执”并不代表服务机构免于承担因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质量不过关导致的违约责任，聊天记录等证明材料均可以用于证明考生与服务机构之间存在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合同关系。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治理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乱象，需多管齐下：严格机构资质审核，加强广告宣传监管，规范服务合同文本，畅通司法救济渠道，形成全链条治理体系，切实保障考生权益，维护高考录取的公平公正。

大众·半岛新闻综合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法治日报、极目新闻、中国新闻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