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萍乡，这座赣西小城在20世纪初仍显得宁静而贫穷。1917年，王六生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清苦，日子全靠父母劳作勉强维持。

十年之后，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骤起，革命浪潮蔓延至乡村。当红军宣传队第一次走进王六生家乡时，这个年仅十岁的孩子站在人群里，目光里闪过一丝好奇：这些身着灰布军装的人，为什么要远离家乡，抛头颅洒热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许多红军战士继续在农村宣传革命理念。王六生虽然年幼，但在父辈的谈论中渐渐听懂了“打土豪、分田地”背后的意义。他毅然加入了儿童团，帮着传送情报、张贴标语、站岗放哨，虽是微小之力，却也为工农革命贡献了一份心力。

1930年，红五军第一师来到萍乡驻防。13岁的王六生趁夜深人静，悄悄离开家，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名参军。他被分配为吹号员，每当清晨号角响起，战士们便从帐篷里鱼贯而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战火中的少年，学会了警惕与坚毅。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随部队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先后在师部、红四师十团三营等部任号手。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王六生都亲身参与。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那一年，王六生17岁，肩上的号角随行，脚下的路却漫长无尽。从血战湘江到爬雪山、过草地，他亲眼看着许多战友倒下，也见证了队伍中顽强的生命力。1935年10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支历经磨难的队伍重新整顿，再次点燃革命的火种。

在陕北，王六生继续随部东征、西征，巩固根据地。山坡上风吹旌旗猎猎，窑洞里油灯微明，青年号手的身影在寒风中愈发坚定。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六生调入115师，任343旅686团3营10连指导员。新身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他需要既带兵打仗，又做思想工作。平型关战役打响时，王六生所在部队奉命堵击日军后续部队。山谷间枪炮声震耳欲聋，炮火硝烟中，他鼓舞战士奋勇杀敌，最终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胜利。

胜利之后，部队移防临汾。王六生白天率队训练，夜里挨家挨户动员青年参军。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百姓讲述民族危亡，也用实际行动去搭建青年抗敌协会等抗日救亡组织，使抗日的火种在临汾生根发芽。

1939年，他随军东进山东，长期活跃在鲁南地区。那时，日军扫荡频繁，国民党顽固派也处处掣肘，但王六生依旧带领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他常穿一身打补丁的军装，翻山越岭到村中组织群众，动员粮草、传递情报。风雨交加的夜里，他同样睡在稻草铺上，与士兵同甘共苦。

抗战胜利后，新的内战随即爆发。王六生担任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8师政委，随后又任第三野战军第22军65师政委、政治部主任等职。滕县、枣庄、宿北、济南等大战役前后，他组织官兵开会动员，总结经验，用细致入微的政治工作稳住军心，提高部队战斗力。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夜色中数万将士横渡长江，江面上炮声隆隆，王六生指挥所内灯火通明，他带领干部稳住队伍，保障了关键时刻的攻势。

新中国成立后，王六生仍任22军政治部主任。1955年，38岁的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新中国开国少将。那枚金星勋章，背后是无数次生死考验与风雨兼程的岁月。

1960年起，他先后出任20军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政委兼主任、武汉军区政委等职务。在军中，他常说：“老干部也要学习，不然就跟不上新形势。”他坚持深入连队，与年轻战士同吃同住，倾听意见，推动部队正规化建设。

1972年，55岁的王六生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当时，全国正处于动荡之中。面对激烈的政治斗争和造反派的冲击，他顶住压力，想方设法保持工农业生产运转。他主持召开座谈会，耐心调解矛盾，用务实态度维持社会秩序。

1975年，王六生调任工程兵政委，继续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晚年，他进入中顾委，仍时常回忆战火中走过的青春岁月。

1995年，王六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8岁。他的一生，既是从吹号少年到将军的传奇，也是无数普通红军战士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