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还在讨论马斯克究竟有多少个孩子时，一位俄罗斯科技富豪已经用实际行动碾压了这位世界首富，Telegram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通过15年持续捐精，在全球12个国家留下了超过100名生物学子女，并宣布将把自己139亿美元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孩子，每人约可获得1.7亿美元。

这一惊人计划不仅颠覆了传统豪门继承模式，更引发了关于科技富豪基因扩张、跨国法律冲突和人类伦理底线的全球大讨论。

现年40岁的帕维尔·杜罗夫堪称科技界最特立独行的存在，这位1984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天才少年，父亲是精通七国语言的著名语言学教授，从小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长大，多次获得奥林匹克竞赛奖项。

21岁刚从大学毕业，他就与同学共同创立了被称为“俄罗斯脸书”的社交平台，仅用两年时间就将公司市值做到30亿美元。

2013年，他又创建了风靡全球的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截至2024年9月月活跃用户超过9.5亿，成为全球下载量前五的APP。

但杜罗夫真正“出圈”的，不是他的科技成就，而是他令人瞠目结舌的生育计划，与三位伴侣育有6名子女的他，在过去15年间通过匿名捐精方式，在全球12个国家留下了超过100名生物学后代，这一数字远超马斯克公开的子女数量，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科技界生育冠军”。

杜罗夫的捐精之路始于一个偶然的请求，15年前一位无法生育的朋友向他求助，希望他能捐精帮助夫妇俩拥有孩子。

起初杜罗夫只把这当作玩笑，半推半就地帮了这个忙，但当他了解到高质量健康精子在全球紧缺的状况后，决定身体力行做点贡献，开始在世界各地匿名捐精，这一坚持就是15年。

健康精子的短缺早已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为自己能尽绵薄之力缓解这一问题而感到自豪，杜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位科技富豪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心理动机和价值观。

2025年6月，杜罗夫通过法国《观点》杂志公布了自己的遗嘱内容，震惊全球：他计划将自己139亿美元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所有生物学子女，包括捐精所生的100多名后代，每人约可获得1.7亿美元。

“我想明确指出，我对我的孩子一视同仁：有些是自然受孕的，有些是通过我的精子捐赠而生的，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都将享有同等的权利。”杜罗夫在声明中强调。

这一表态彻底颠覆了传统豪门继承中嫡庶有别的潜规则，展现出一种近乎实验室般的理性平等理念。

但这份慷慨并非毫无条件，杜罗夫规定，所有子女需等待30年后才能动用继承的财产，对此他解释道：“我希望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独自塑造自己，学会彼此信任，有创造力，而不是依赖银行账户活着。”

这一财富冻结期被杜罗夫描述为培养子女独立性的教育手段，但也引发外界对其变相控制财富流向的质疑。

为应对百余名同父异母子女分散全球可能带来的近亲婚配风险，杜罗夫还计划公开自己的DNA数据，建立认亲机制，帮助子女未来互相识别，这一措施虽然解决了部分伦理隐患，却也让他的“全球基因实验”显得更加系统化和有预谋。

杜罗夫的整个生育与继承计划，处处体现着一种极客式的冷静与计算，与大多数富豪对子女问题讳莫如深不同，他公开谈论自己的捐精行为，甚至详细记录健康管理方法以确保精子质量。

每日300个俯卧撑加300个深蹲，坚持冬泳，一日两餐戒除酒精、咖啡、茶和肉类，只吃鱼，最近甚至尝试完全禁食只喝水，严格保证8小时睡眠，反对周末补觉，认为规律睡眠能增强免疫力与创造力。

这种将身体当作精密仪器般调试的生活方式，与他对子女的平等继承理念形成奇妙呼应，仿佛不是在经营家庭，而是在进行一场全球多点分布的人类基因实验。

当杜罗夫的“百子继承计划”曝光后，媒体纷纷将他称为俄罗斯的马斯克，确实这两位科技巨头在热衷生育方面有着惊人相似，但细究起来，他们的动机与模式却大相径庭。

截至2025年，马斯克公开的子女数量约为14名，而杜罗夫仅捐精所生子女就超过100名，加上与伴侣生育的6名，总数至少106人。

马斯克主要通过与传统伴侣生育、试管婴儿及公司内部选妃式捐精，杜罗夫则主要通过匿名捐精帮助不孕家庭，强调利他性。

马斯克子女继承权不透明，存在精英隐私模式抚养协议，杜罗夫则制定明确平等继承方案，但设置30年冻结期。马斯克宣称多生育是为解决人口危机，杜罗夫则称是为缓解高质量精子短缺。

有趣的是，杜罗夫本人曾评价马斯克非常有情绪性，而自诩为深思熟虑，这种自我定位恰好体现在两人生育策略的差异上，马斯克的生育行为更随性且充满争议，而杜罗夫则构建了一套看似理性、系统的基因共享体系。

百余名同父异母子女分散在12个国家，若身份追踪机制不完善，极可能导致子女在不知情下发生近亲婚恋。

荷兰就曾因一名捐精者生育550名子女而修改法律，设定了捐精生育上限，遗传学专家警告，这种情况会增加隐性遗传病发病率，欧洲已有先例，一名携带致癌基因的捐精者导致67名子女中10人患癌。

各国对捐精子女继承权规定差异巨大：法国、英国等要求法律承认亲子关系才可继承，中国规定供精者最多使5名女性受孕，而美国私人捐精无强制上限，杜罗夫的遗嘱可能面临多国法律挑战，类似中国富豪徐波就曾因非婚子女抚养费纠纷败诉。

30年财富冻结期被批评人士视为变相控制，杜罗夫虽有培养独立性的冠冕理由，但其复杂的私生活削弱了公众信任，相较之下传统信托基金通常在子女成年或结婚时逐步释放资产，而非设定固定年限。

杜罗夫案例显示，科技富豪的行为既受追捧又被谴责，反映社会价值观的混乱，通过媒体和教育系统引导公众理性讨论生殖技术伦理，避免陷入英雄化或妖魔化的极端。

帕维尔·杜罗夫的全球百子实验或许会被历史铭记为21世纪最具争议的财富与生育案例之一，这位电报教父将极客式的理性计算应用于最感性的人类繁衍领域，创造出一种既超前又充满隐患的家族模式。

在迪拜豪宅中规划着DNA公开与遗产分配的杜罗夫，与那个每天做600个健身动作、泡冰水澡的科技苦行僧形成奇妙反差，这种矛盾性恰恰体现了科技精英的当代困境，他们能够破解加密算法，却难以参透人类情感的密码；可以构建全球通讯网络，却在最基础的家庭关系上屡屡碰壁。

当30年后，这100多名继承者同时解锁1.7亿美元资产时，杜罗夫的“平等实验”将迎来真正考验：这些分散全球、基因相连却情感疏离的“兄弟姐妹”，是会形成新型家族联盟，还是陷入史上最复杂的遗产大战？答案或许将重新定义财富、家庭与基因的意义。

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个生物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杜罗夫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挑战生育伦理边界的科技富豪。

社会需要从他的案例中汲取经验，在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守护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与伦理底线，毕竟当“定制婴儿”和“基因优选”成为富豪标配时，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传统家庭观念，更是生而平等的文明根基。

参考资料

扬子晚报 - 2025-06-21：知名富豪捐精生下超100个子女，称“所有子女都有资格继承我139亿美元财产，平均每名子女可分1.7亿美元”
南方周末 - 2024-09-09：杜罗夫：俄版扎克伯格，上百个娃的爹，和他的救世主狂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