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无数共产党员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理想一往无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原本素不相识的革命者，因为共同的信仰与追求走到一起，也由此产生了伟大的革命情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柔石在狱中写给冯雪峰的亲笔信，感人至深的文字，见证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崇高友谊。

柔石原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生于1902年，五四运动以来开始投身新文学运动，后始终活跃在文学界和编辑出版界。1928年10月，他接替鲁迅编辑《语丝》，并在不久后创办了“朝花社”。1930年3月，柔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担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主编刊物《萌芽》。两个月后，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作为左联代表出席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1年1月17日，柔石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为叛徒告密而被租界巡捕抓捕，后经特别法庭移交龙华警备司令部。1931年2月7日，柔石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年仅29岁。

1931年1月24日，柔石在狱中给他的挚友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雪兄：

我与35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廿四日

柔石在狱中写给冯雪峰的亲笔信

信中提到的35位同犯，包括当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何孟雄，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左联作家李求实，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欧阳立安，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堂，中共青岛市委负责人罗石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王青士，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阿刚，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伍仲文（女），中共机要工作人员李文（女），上海总工会秘书彭耕砚，上海总工会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以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殷夫、冯铿（女）等人。赵少雄则是柔石在狱中所用的名字。

作为革命同志，冯雪峰和柔石之间的友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便已结下。冯雪峰生于1903年，18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时，比他大一岁的柔石恰也在该校。同年，二人共同参加了晨光文学社。1925年初，两人到北京大学旁听。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等事件发生后，这对革命挚友的思想都受到很大震动，他们写下大量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他们之间经常交流的话题。

冯雪峰利用在北大旁听时学到的日语，翻译了大量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因此遭到通缉。此时的柔石，同样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1926年，他受聘于镇海中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27年秋，柔石到宁海中学任职。宁海中学那时是宁海地下党新组成的县委领导机构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在党组织的推动下，1928年1月，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任命柔石为教育局局长。同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浙东亭旁起义爆发并失败后，宁海中学被当局命令解散，柔石也不得不离开这里；6月，他来到上海，并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物——鲁迅。

1925年在北大时，柔石就曾旁听鲁迅讲课，但两人那时还谈不上“认识”。1928年9月，柔石来到景云里，真诚地拜访鲁迅，并获得了鲁迅的欣赏和信任。鲁迅不仅帮助他出版书稿，推荐他翻译外国作品，还将自己景云里23号的房子让给柔石等人居住。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曾说：“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1928年10月，柔石与鲁迅等人创立了提倡刚健质朴文艺的“朝花社”，而之前柔石出任《语丝》编辑，也是由鲁迅推荐。

冯雪峰在1927年被通缉后，曾于北京未名社躲避近三月，后于1928年初离京返沪，并于当年7月回到浙江担任义乌城区支部书记，但11月又一次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重返上海。在上海，他的人生与柔石再度会合，而这一切同样与鲁迅有关。1928年12月9日，柔石正式将冯雪峰介绍给鲁迅。与柔石一样，这次相见虽非冯雪峰与鲁迅的头一次见面，却是二人确立密切关系的重要开始。不久后，冯雪峰便常去鲁迅家聊天，两人志趣相投，成了“忘年交”，也正因此，冯雪峰成为中国共产党与鲁迅沟通的主要联系人。柔、冯二人的革命情谊，也因鲁迅先生而愈加深厚。

1929年10月，潘汉年等人筹备成立左联，筹备委员中，柔石和冯雪峰力挺鲁迅。鉴于鲁迅在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加上他与柔石、冯雪峰的亲密关系，党组织随即安排柔、冯二人负责鲁迅的安全。1930年3月2日，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鲁迅与他们一道加入了左联。同年5月，在冯雪峰的介绍下，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人的关系也在文学挚友、革命伙伴的基础上又多了一条“入党介绍人与被介绍人”。

柔石在危难时刻给冯雪峰写去书信，在报告狱中情况的同时，还托付了身后的工作，这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记录了柔、冯二人患难与共、真挚动人的革命情谊。而信中所说“大先生”，指的就是鲁迅。柔石在被捕时，口袋中还藏有一份鲁迅抄给他的北新书局的印书全目，所以鲁迅也自然成了敌人的追捕对象。据记载，柔石被捕后曾接连托人捎出两封信，这是其中的第一封。此信后来由柔石的同乡好友王育和想办法交给鲁迅，鲁迅又将信的全文及背面的内容抄写了一遍，这就是信件左侧有与右侧笔迹不同但内容相同的文字的原因。这件记录着历史的珍贵信件，由王冶秋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并被评定为一级文物。

像柔石这封信件一样展现了共产党员革命友谊的通信还有很多。比如恽代英曾在写给少年中国学会战友杨钟健的信中说：“久相念，相见确无多言，真是深交了。”赵世炎在写给黄仲苏的信中提到：“你们南下我猜的三事，既然都说对了，你们又不从详告诉我，只说了一句‘非面谈不可’，真弄得我心痒难禁！……如何解决？半月以内，我准来一趟罢。”赵世炎去世后，黄仲苏评价他“参加了勤工俭学运动，响应了劳动、学习、休息各八小时的号召，真正体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条信条”“我每月都要和他通信，向他报告学习情况……他对我既是体贴又是细致，时常嘱咐……”陈振先烈士曾任中共闽中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47年，他在狱中写的书信里表达了对同志们的想念之情，以及不能和大家一同战斗的遗憾：“这完全是出于我的麻木与不智致此，而致在这大奋斗之前撇下了你们，不能和你们并肩作战，这确是我一种莫大的遗憾与罪过。”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因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走在一起，在革命征程中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生死相交，成为亲密无间的同志、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的革命情谊和奋斗精神将永存于世。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5年7月1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书信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