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因为政见思路不同，不少人的人生经历了巨大考验，尤其是在特殊时期，很多人为了生存下去，不敢再说话，国内形势颇为微妙。

直到1976年华国锋和叶帅采取行动结束特殊时期，局面才开始缓和。但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对一些人和事依然缺乏清醒的认识，于是在80年代初期，全国又开始了一波拆除毛主席雕像和语录牌的风潮，出现了一些批评过度的问题。对此国内外高度关注，一位名叫法拉奇的女记者围绕此事同邓小平进行了交谈，期间提到了关于如何评价江青的问题。

这位名叫法拉奇的女记者之所以要同邓小平交流该问题，是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对当时的中国非常好奇和疑虑。好奇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不和外国人做买卖，非官方的外国民间人士也不来中国，他们对中国十分好奇，甚至有的人还以为中国和清朝一样还在“留辫子”。疑虑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感到困惑，因为按照马列的理念，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无法和中苏朝等国的制度融合，外国不知道中国会怎么发展市场经济。所以包括法拉奇在内的外国记者，很想知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如何评价毛主席，以及如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接轨。

对于这一切，邓小平也心知肚明，中国只有向世界展示明确的思路，才有利于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于是在1980年8月21日和8月23日两天，邓小平和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进行了两次对话，内容信息量很大，十分精彩。在对话刚一开始，法拉奇就提了国内外最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关于毛主席以及江青的问题。她提到既然“四人帮”是少数人，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可以控制全国，甚至打倒很多开国名将和老革命家，江青能做到这些，是不是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所以借助了毛主席的非凡影响力，而其他人无法撼动她。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直言：“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几人”，随后，邓小平想了想，说“他们是有一帮的，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这番话实际上回答了她的最大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江青能有这么大的政治号召力，一方面是因为毛主席，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很多头脑不清醒的年轻人。

随后她还问了很多更细节的方面，那就是毛主席对江青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是否干预过江青的行为。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江青本人确实打着毛主席旗帜干坏事，但在1966年就已经分宅而居，毛主席干预过，但干预不力，因此毛主席是有责任的”。对于如何评价江青，邓小平严肃的表示“给‘四人帮’定罪不过分，他们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对于女记者提到的该如何给江青个人评分的问题，邓小平直言“零分以下”，这四个字可以说十分清晰的亮明了邓小平对她的态度，那就是此人完全不可取。但对于毛主席，邓小平还是坚持他之前的态度，那就是功是功过是过，要正确评价毛主席，不能一边倒。

邓小平和女记者法拉奇的这番对话，其实对外表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明确态度，那就是全盘否定“四人帮”，但不是全盘否定毛主席，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但不会放弃党选择的道路，这两者并不矛盾，要走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让国家富起来，实现小康目标。所以邓小平的这番回答可以解答很多外国人的疑问，让他们不要担心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之路会中止或者“开历史倒车”，让外资放心的进入中国市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至于对江青的评价，邓小平的态度也不难理解，毕竟从1966年6月开始，邓小平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很多坎坷，几乎每一次都是江青在推波助澜，让刘少奇和他陷入了危险境地，江青还给他扣上了“第二号最大走资派”的帽子。邓小平和江青的博弈持续了十年，这其中的惊心动魄，只有当事人最清楚。